帮母亲从10楼跳下被判3年 女子上诉:我应该被判死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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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王志琴第二次见到戴真时，清晰地看到她头上冒出了一缕缕白发。可是，她才26岁。王志琴第一次见戴真是在两个月前，那时，她还不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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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铃按得震天响，可她们就是不开门

北京的南山小区环境宜人，设施现代，住户众多。戴真和母亲范荣住的楼有28层，她们住一层。

2016年大学毕业后，戴真做了两个月的幼教培训老师就辞职了。她觉得“不适应”“受不了”“身体不好”，所以干脆回到家里。从此，戴真再没去工作。

2016年，戴真一家的生活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戴真的父亲在家中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去世。从那之后，母亲范荣的身体每况愈下，而戴真也选择把自己封闭在家里。

一直以来，戴真和母亲都非常依赖戴真父亲，父亲既是家里的顶梁柱，也是母女俩与外界联系、交流的窗口，且是最主要的窗口。

范荣这边没有什么亲戚，戴真父亲有个弟弟，可在戴真父亲去世后，戴真母女主动掐断了与这个叔叔的联系。叔叔电话联系不上她们，就上门来找。门铃按得震天响，可她们就是不开门。

就这样，母女俩封闭在一间房子里，靠着拆迁时拿到的补偿款面对面地生活了三年，没有朋友，不交际。除了下楼扔垃圾，她们很少外出，买菜都是从网上订购，送货上门。

小区保安说，他有时候也会看到母女俩深夜穿着睡衣在小区里遛弯，但对她们的情况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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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自己身上有伤口在流血

戴真父亲去世后，范荣感觉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她对戴真说，腰腹部总是有针扎般的疼痛，折磨得她整晚睡不着觉。范荣腿脚也不好，膝盖经常疼，还有便秘的毛病，平常只能吃些麦片和粥。

此外，范荣还出现了幻觉，血是她幻觉里的常见主体：她觉得当年剖宫产腹部刀口下端生出许多血，家里的地板上总是被血浸满。可在她死后，警方仔细检查了家里，地上很干净，她身上也很干净，并没有血迹。

范荣到底有没有伤口呢？

范荣的伤口是在尸检的时候才被发现的。法医鉴定，范荣腹部是陈旧性的手术瘢痕，这种伤口是看不到的，是个大约2厘米的皮下瘘口，不断向肚子里扩张，还有股恶臭味。

2019年，范荣去医院看过，诊断出来的是盆腔炎。可她不想治疗，她从心里抵触去医院。范荣年轻时是名护士，但因和同事闹矛盾便辞了工作。

范荣的母亲是因结肠癌去世的，她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多半也是得了这个病，去医院花再多的钱也治不好，对女儿反而还是一种拖累。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让范荣不堪重负，她渐渐有了轻生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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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既然不帮我，就别拦着我”

2019年12月12日，范荣第一次尝试自杀。她搬上一个粉色小板凳，上了电梯，站在高层楼梯间的窗边，两手扶着窗框，待了两三个小时，然后又下来了。

从那以后，戴真经常在凌晨打开门就看见母亲坐在自己卧室门外哭。她说，感觉太痛苦了，睡不好觉，活不下去了。她要戴真帮她去找安眠药，戴真起初还会拦着她，劝阻她，可根本没有用。范荣于是抱怨戴真冷漠，甚至说，跳楼也是被她逼的。

“你既然不帮我，就别拦着我”。

有时是26楼，有时是18楼，范荣每次都哭着上去又下来，每次都没有死成。范荣早早就写好了遗书，还要戴真记得去银行取钱，当作她的丧葬费。

2020年1月10日晚上11点，范荣在卫生间里发出尖叫，她感觉自己腹部出了很多血，恳求女儿陪她上楼帮她跳楼。戴真觉得母亲真没救了，也想要尽快帮她解脱，便同意了。

母女俩拿上一把粉色的椅子进了电梯。上到10楼的时候，范荣觉得这个高度够了，跳下去可以死了。

范荣出事的窗口。

1月的北京寒意刺骨，范荣打开窗户，觉得风太大怕女儿着凉，对戴真说：“你下去拿个帽子戴上吧，我在这里等你。”

楼梯间有两个玻璃窗，范荣选择了西侧正对着单元门的窗户。窗台离地面大约有95厘米，范荣腿脚不便，许久都没法站到椅子上，于是，她让女儿再回家去取一把小凳子。

范荣踩着凳子站上了椅子，身子面对着窗户，双手也往外伸，戴真抱着范荣的腿，一点一点缓慢地往下送，直到她的腿再也拽不住了。

从监控录像看，从戴真去一楼取回小板凳到范荣自杀，中间间隔了14分钟。在这14分钟里，母女俩靠在一起，说着话，范荣帮女儿重新戴好围巾，她戴了很长时间。

当戴真用手抓住母亲的脚踝时，她听见了抽泣声。戴真后来对检察官说：“我犹豫了，当时想把人拽回来，但是又想到就算是我把她拽回来，问题也没有解决。我当时想，我帮不了她，也不能还给她健康的身体，我能做的就是帮她解脱，也帮我自己解脱。”

戴真记得母亲最后嘟囔了些什么，可大风把这些微弱的字句都吞掉了。母亲就这样消失在戴真的视野里。

9个小时后，戴真才报警。她在床上躺了一夜，有一瞬间她“希望母亲死透了”，这样母亲就不用再受罪了。

从10楼的窗口往下看，是范荣坠楼后跌落的平台和漫无边际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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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有些天真的人”

2020年1月12日，戴真被刑事拘留。1月17日，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对戴真涉案时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定，给出了意见：被鉴定人戴真具有人格障碍，涉案前处于急性应激反应状态中，作案时，受人格障碍和精神疾病共同影响，辨认和控制能力削弱，评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母亲去世后，戴真陷入了长时间的应激状态，事发当晚的记忆有些扭曲和模糊，她似乎也开始出现了幻觉。

她的记忆是，母亲下腹部不断涌出鲜血，自己一度返回家里把厕所里的血迹都清理干净了。经警方调查，厕所地面上并未检测出有过大量血液的痕迹。

陈述事件的时候，戴真说的每件事都是确切发生过的，但细节上又总是和现实有所出入。

2020年9月30日，戴真被逮捕。她们的家也成了这栋高楼的一座孤岛。

2021年12月13日晚，《方圆》记者来到戴真居住的小区，发现她们家里的大门上贴满了各种催款单，暖气费、水费、电费、治污管理费。暖气费的催款单从2020年贴到了2021年，门外的购物小推车和纸箱还放在原地，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

第一次提讯时，戴真很抗拒，她想过逃避处罚，供述的时候很不配合。戴真说，母女俩之前商量好了，要把一切都当成是范荣一个人的决定，是范荣自己跳的楼。

为此，戴真特意把自杀用的板凳和椅子留在了10楼，想要营造是母亲自己跳下去的假象。在想着要“帮助母亲自杀”的这段时间里，她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监控记录下来。

羁押在看守所里的这段时间，戴真想了很多，她觉得自己当时的想法“毫无道理”“我当时好像魔怔了”。

母亲死后，戴真甚至开始觉得父亲的死也是她的错，是自己报警、打120电话太晚了，才导致了父亲死亡。即便后来的调查发现，在父亲去世这件事上，戴真其实是没有过错的。

“从我私人的角度来说，我很为她痛心，这是一场彻底的悲剧，但犯法了就是犯法了。”办案检察官对《方圆》记者说。

针对戴真的案件，检察院也进行了多次研讨和探讨，去思考如何才能从法律的角度帮助到她。

检察官形容戴真“是个有些天真的人”：看守所狱友骗她说，只要把诈骗的钱还清，他们就可以出去。她就问检察官：“我的存折里还有70万元，我替他们还，他们是不是就可以被放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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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判死刑的”

2021年1月4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戴真依法提起公诉。2月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对戴真作出判决：被告人戴真协助他人自杀，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系情节较轻，依法应予惩处。鉴于戴真系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人，作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判决出来后，戴真不服，提出上诉。但是，别人上诉，都是想尽量减轻刑罚，戴真不一样，“应该判死刑的”，她说。

现在，戴真觉得母亲的死完全是自己的责任，是她“杀”了母亲，她想以命抵命。虽然在检察官的努力劝说下，她明白了，要求多判几年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这种想要追随母亲而去的念头似乎并没有消失。

法庭上，戴真说：“自从我父亲死后，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我不确定我懂什么是爱，但是我确定我足够在乎她，在乎到我不允许别人去祸害她，我个人觉得她会希望在她死的时候有家人、爱人在身边。”

而在给女儿留下的遗书里，范荣写到：“感谢你——我最好女儿的陪伴，妈妈真的想好好陪伴你。我真心说给你，我现在身体大部分（时候）生不如死，也许说明我该走了。写给我的心爱——戴真。”

她们终归是在这世上孤苦的两个人，而现在，只剩戴真一人了。（文中涉案人员和小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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