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二十年：伤痛和迷思
【鸣镝】
历史的进程，总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向前。
2001年9月11日，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机将世贸双子塔夷为平地，重创五角大楼。这一夺去近3000人生命的恐怖袭击震惊了世界：烟尘中奔跑的男女，逆行的消防救援人员，小布什总统听闻恐怖袭击后错愕的表情……无数个瞬间，清晰如昨。
20年后，对逝者的悼念依然伤痛，而“9·11”一代已长大成人。在这一代人中，一定已经有人上过阿富汗战场，或许还有人亲历了“喀布尔时刻”。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难以言说的复杂时刻。
20年后，拜登政府本想借着撤军阿富汗，赶在“9·11”周年节点为反恐战争画上圆满句号，结果事与愿违变成又一个悲剧时刻。
“早知如此，我们就不会走这条路了。”目睹了阿富汗20年的国家建设被雨打风吹的一幕，美国一些分析人士发出感慨。
只是，历史没有如果。
历史的走向与山顶的错觉
历史的走向就此改变，在飞机撞向世贸双子塔的那一刻。
“9·11”事件是一条国际政治分界线，深刻改变了美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20年来，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不断书写着各种悖论：在疗伤中不断受伤，在消除恐惧中不断制造恐惧，在塑造安全中不断破坏安全……
“9·11”事件之后，美国将反恐确立为主要议题，带动国家战略转向，并一度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道义支持。
20年弹指一挥间。国际社会对美国最初的道义支持，早已转变为对地区动荡、战争灾难的忧虑和对单边主义、强权政治的谴责，还有对世界发展、全球治理的思考。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在“9·11”事件后，恐怖主义等超越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全球性问题，开始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与之相伴，全球治理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
20年来，从命运与共的角度看，世界是宽广博大的，处处都有合作机遇。无论是应对非典、埃博拉、难民潮，还是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抑或是当下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无不呼唤着全人类的同舟共济，考验着国际社会的集体自觉和行动自觉。
这20年，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一直与传统国际政治议题深度交织。比如，由反恐引起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催生出美国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又进一步推动美国煽动“阿拉伯之春”，介入叙利亚内部纷争，导致“伊斯兰国”兴起。结果，造成大量难民涌入欧洲，激起民粹主义浪潮，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英国“脱欧”的导火索。
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又决定了其往往是长期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基于国际合作，抱持十年树木甚至更长时间的耐心。
然而，急功近利的西方政治常常不会有比下一次大选更远的视野。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我”字当头随之而来。
从“本国优先”的角度看，世界是狭小拥挤的，时时都是“激烈竞争”。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将大国竞争重新带回国际舞台，利用所谓“实力地位”大搞单边制裁、极限施压，荼毒了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良好氛围。
即便是面对“除非每个人都安全，否则没有人安全”的世纪疫情，美国也没有闲着，无中生有出“武汉实验室泄漏论”，宣称“中国开展疫苗外交争夺影响力”等。
《柳叶刀》杂志新冠委员会主席萨克斯称，全球未对疫情作出恰当应对，一个原因是美国未能与中国合作找到全球性解决方案。美国应学会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中国。
在山顶上站久了，有时会产生“我就是山”的错觉。
对于美国来说，其国际地位既要建立在自身实力的基础上，也更要建立在尊重遵守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之上。
否则，只能是立于流沙之上，一场暴雨就会冲出原形。
以“喀布尔时刻”为例，基辛格点出了问题症结所在。他指出，作为可行的替代方案，美国应采取政治外交的路线，协调地区重要国家共同遏制恐怖主义，然而特朗普和拜登都忽视了这一点，最终导致今天的被动局面。
创伤为何难以抚平
2011年5月，本·拉登被美国“海豹”突击队击毙，标志着“基地”组织“战略性瓦解”。在纪念“9·11”十周年活动上，时任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的“韧性”毋庸置疑，五角大楼修复了，纽约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艺术与商业之都，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是一个友谊的场所。
然而，外在的破坏容易修复，内心的创伤却很难抚平。美国广播公司日前民调显示，美国民众中认为美国比“9·11”前更安全的人，不到一半。
“这种心理上的伤害是极大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指出，20年来，“9·11”等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接连发生，包括近两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等灾难，都使美国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越感和安全感逐渐消失。
“9·11”后，尽管美国本土没有再发生大规模外来恐怖袭击，但是，“独狼式恐袭”时有发生，枪支泛滥成为老大难问题。据统计，2020年美国枪支暴力事件死伤人数创新高，达82996人。
近些天，美国国内还在分析从阿富汗一走了之后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毕竟，阿富汗境内恐怖组织数量，已从20年前的个位数激增到如今的20多个。“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不无担忧地预测，“阿富汗会成为下一场针对美国‘9·11’袭击的策源地”。
与“喀布尔时刻”一道拉低拜登总统支持率的，还有美国近期再度恶化的新冠危机。
疫情的伤害很容易让人想起“9·11”。特朗普在位时曾表示，疫情对美国的破坏程度比珍珠港事件和“9·11”的后果更糟糕。今年3月，拜登发表演讲纪念疫情暴发及封锁一周年，称美国新冠死亡人数比一战、二战、越战和“9·11”的总和还要多。
《纽约时报》道出了美国人的真实感受：“我总听到有人把疫情与‘9·11’相提并论，我也明白其中的原因：如今的恐惧与当时很类似，都是由脆弱、无助和不能预测未来的无力编织而成的糟糕感觉。”
这种糟糕的感觉，又因为今年夏天席卷美国的气象灾害而加剧了。
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飓风导致近100万人缺乏电力和饮用水。在加州，大火迫使数万人逃离。
美国舆论批评说，政府没有准备好应对长期以来早已预测到的气候冲击。此外，美国和世界能够适应的程度是有限的，如果各国不采取更多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可能很快就会达到抗灾能力的边缘。
又回到了全球治理问题上。无论是反恐，还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这些宏大的全球性问题，从没有像当前一样与每个国家的政治社会息息相关。
这也是“百年未有”的。
如何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走团结合作之路，还是依旧靠单打独斗？考验的是政治家的智慧、胸襟和担当，测验的是民众的精神、心理与判断。
历史，似乎又走到了一个关口。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国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作者：元非云) 【编辑:房家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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