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组合下的英国首相继任者之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师琰 伦敦报道

“与命运共舞的人不会等着别人安排出场，他们觉得自己该出场了就会出场。”

安德鲁·罗伯茨在他的《丘吉尔传》中，用这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首相入主唐宁街十号做了最佳铺垫。

这个英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七月，想做“丘吉尔第二”的约翰逊被近60位政府要员辞职飓风逼退，英国下议院里的358名保守党议员经过两周多轮投票，为6700万英国人挑选出唐宁街新主的两位最终候选人——42岁的印度裔前财相苏纳克（Rishi Sunak）和47岁的三朝元老、外交大臣特拉斯（Liz Truss）。

他俩从总共11名希望取代约翰逊的候选者中脱颖而出，上周三以来一直忙于唇枪舌剑展开激烈辩论，证明自己而非对方才是管理这个国家的最佳人选。8月5日，发给保守党党员的选票将寄出，只占英国选民总数0.3%的他们将决定谁是获胜者，并于9月5日揭晓结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英国明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增长最慢的国家，2023年经济增长率将降至0.5%，远低于4月份预测的1.2%。当然，这并非英国要单独面对的困境，IMF警告世界“可能很快就会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边缘摇摇欲坠”。

6月份英国通胀率从9.1%升至9.4%的40年新高。该国当前面临的是经济增长最慢、通胀率最高的致命组合，而人们的生活水平正在以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最快速度下降。

面对沉重的生活成本危机和无法跟上通胀的加薪幅度，7月27日，与资方谈判无果的两大铁路工会开始新一轮大罢工，只有约一半火车线路的五分之一班次维持服务，这可能会影响到28日开始的伯明翰英联邦运动会，而下个月会有更多罢工行动。

两大焦点：生活成本危机与何时减税

7月26日晚的第二场电视辩论直播进行到一半，却戏剧性地中断了。

这场电视直播本身也堪称戏剧性，两位事先拟定的直播主持人，是《太阳报》政治编辑科尔（Harry Cole）和Talk TV的政治编辑麦肯（Kate McCann）。不料，科尔在当天直播前新冠检测呈阳性，被迫退出主持，他也是现任首相约翰逊第三任妻子西蒙茨（Carrie Symonds）的前男友。

一身干练红西装、独自迎战的麦肯在特拉斯正回答她有关乌克兰问题时，突然意外昏厥倒地。在直播镜头关闭前一脸惊愕的特拉斯，成为27日各大报头版的偏爱。

特拉斯在传统媒体上的风头盖过苏纳克，这也符合目前的民调结果，甚至博彩公司开出的投注赔率也如出一辙。

但实际上鹿死谁手还不好说，因为竞选党领袖并不需要说服全体选民，这是保守党内部事务，只要说服那大约16万名保守党党员就够了。

只有每年缴费25英镑的保守党党员才拥有最终发言权。与其他人口相比，他们通常年龄更大、更多白人、也更多中产阶级。

按照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政治学教授贝尔（Tim Bale）的调研，63%的保守党员是男性；他们中76%支持脱欧；56%住在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80%属于被称为ABC1的最高社会经济群体，每20人中就有1人年收入超过10万英镑。

“能够选择下一任首相的人远远不是全体选民的代表。”贝尔说。

在这场保守党权力之争中，人们既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11名候选人中有6人是少数族裔，也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党内分歧。

当这种分歧落在两位最后对手身上时，似乎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不那么友善的人身攻击。这让25日晚英国广播公司主办的首场辩论剑拔弩张，两人的立场远不像是曾在同一内阁共事的同事，两位牛津校友都急于给对方的战略贴上“道德错误”的标签，苏纳克还数次打断他绝不愿苟同的特拉斯的讲话，以至于主持人不得不提醒他得允许对面的女士说完话。

苏纳克的基本立场有三：一是在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前，推迟减税；二是明年将继续把公司税从19%提高到25%；三是对公共部门薪酬涨幅采取坚韧立场，避免工资价格螺旋式上升。

特拉斯则提出价值300亿英镑的减税计划；承诺不提高公司税，举债更多，引入紧急预算；并扭转苏纳克在担任财相时推出的国民保险（NI）上涨计划。

苏纳克称自己的做法才是负责任地谨慎处理国家财政，特拉斯的做法将使得保守党“绝对没有机会”赢得下一次选举；而特拉斯指责苏纳克的政策将税收提高到“70年来最高税率”，会让英国竞争力降低，并将经济推向衰退。

在这场激烈的电视辩论中，唯一温情时刻是特拉斯表示，她愿意与苏纳克合作；苏纳克也客气地回应，如果她赢了，他愿意接受一份（内阁）工作。

然而，辩论尘埃尚未落定。特拉斯的发言人就说：“苏纳克今晚证明他不适合担任公职……他咄咄逼人的解释和大喊大叫的私立学校行为是绝望的，不适当的，是给工党的礼物。”

实际上，在工党领袖斯塔默（Keir Starmer）看来，似乎两位候选人都是礼物。他表明，不会支持任何一个候选人的经济承诺——苏纳克直到几周前还在管理经济，却表现得好像他刚从月球上下来、意识到一切有多糟糕一样；而特拉斯在下议院里对每次增税议案都投了赞成票，所以她现在说的话“真的没有任何可信度”。

斯塔默将他俩称作是“这个国家陷入困境的建筑师”。“我真的不认为在失败12年后，我们需要的答案是另一位保守党领导人。”他说。

可只要大选还没开始，在野党的存在感也仅限于此了。

苏纳克的“U”型转弯

就在税收问题已成为两位保守党领袖竞争者之间公认的明确分界线之后，让人震惊的是，苏纳克却突然掉头。

在周二晚这场中途夭折的直播辩论中，苏纳克意外宣布，他若上台，将自10月份取消能源账单一年增值税，相当于每户减负160英镑，以帮助民众解决生活成本危机。

要知道，在此之前，这位前财相一直据理力争优先事项是要应对通胀，在通胀得到控制之前绝不会减税。

苏纳克的支持者称该政策预计耗资43亿英镑，和特拉斯高达300亿英镑的减税计划比起来花费少得多，而且是一次性措施，不会对公共财政产生持久影响。

但减税就是减税，这些似乎不足以为他的政策“大转弯”辩护。

苏纳克为何急转弯？一是民调支持率落后的压力，二是生活成本大幅上涨的压力。

按照民调机构YouGov对保守党党员的调查显示，在第一轮电视直播辩论后，50%的人认为特拉斯表现更好，认为苏纳克表现更好的人只占39%。在处理生活成本危机的问题上，有55%的人看好特拉斯的做法，支持苏纳克的是34%。

此前另一项保守党党员的民调显示，特拉斯是49%受访者的首选保守党领袖，选择苏纳克的占31%，还有15%的人回答不知道，6%的人打算弃权，排除后两类人，特拉斯对苏纳克的领先优势达到24个百分点。

苏纳克要赢得唐宁街十号的钥匙，就必须尽快缩短与特拉斯的支持率差距。

面对飙升的能源账单，苏纳克在财相任上时，宣布向每户家庭给予400英镑的能源账单补贴，最脆弱的贫困家庭将得到1200英镑。但随着近几日天然气价格再度上涨，26日的最新估计显示，到今年10月份能源价格上限将达到3244英镑，人们越来越一致认为，即将上任的首相需要采取更多行动，帮助人们应对付不起的能源账单。

除了临时减免增值税，苏纳克还宣布会收紧福利规则，并鼓励进口商使用荷兰和丹麦的港口，减少英国对法国港口的依赖。

苏纳克信奉印度教，父母都是印度人，早年从东非来到英国，父亲是一名全科医生，母亲经营着自己的药房，属于妥妥的中产阶层。

他1980年出生于南安普敦，从昂贵的温彻斯特公学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哲学、政治和经济。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时，他遇到了妻子Akshata Murthy，她的父亲是印度排名第六的亿万富翁、IT服务巨头Infosys的联合创始人Narayana Murthy。他早年做过高盛的分析师，后来成为两家对冲基金的合伙人。

苏纳克虽是政坛新秀，却颇受器重。2015年成为保守党下议院议员，在特雷莎·梅政府中担任初级部长，2019年7月，约翰逊上台后将他晋升为财政部首席国务大臣，次年2月，时任财相贾维德在与首相府的冲突中辞职，39岁的苏纳克遂被约翰逊直接擢升财相。

在应对新冠疫情中慷慨推出价值3500亿英镑的多项支持政策为苏纳克迎来诸多赞誉，但批评者也质疑这位用着上百英镑水杯、穿着三千英镑定制西装、脚蹬普拉达皮鞋视察的亿万富翁女婿是否真正洞悉民间疾苦——了解那些陷入困境的家庭所面临的生活成本紧缩规模。

他妻子的税务事务也曾在今年4月一度成为媒体焦点，为了缓解丈夫的政治压力，她宣布开始为自己的海外收入缴纳英国税。

对那些约翰逊的铁杆支持者来说，由苏纳克辞职引起的连锁反应，也让他打上了不可原谅的“背叛者”标签。

特拉斯：第三代“铁娘子”？

曾执政15年的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无疑是保守党最重要的精神领袖之一，也是两位候选人争相靠拢的标杆。

苏纳克称自己将撒切尔主义体现在他引入推动增长的整套改革方案中。他还表示，撒切尔夫人在降低税收之前“控制了通货膨胀”，他将以她为榜样。

正在争取成为英国第三位女首相的特拉斯则在接受采访时抱怨：“女性政治家总是被比作撒切尔，而男性政治家却不能被比作希思（Edward Heath），这非常令人沮丧。”

希思在1974年矿工罢工潮导致的提前大选中灰溜溜下台，次年又被撒切尔夫人取代了保守党领袖，从此郁郁终生。

尽管嘴上这么说，媒体都注意到了特拉斯今年以来不止一次穿着与撒切尔夫人风格非常相似的服装，以至于不再认为这纯属巧合；而且在谈及外交政策时，这位外交大臣的语气似乎也越来越“撒切尔”。

1975年出生于牛津的特拉斯并非那种传统的保守党人士。她的数学教授父亲和护士母亲早年都属于热心政治的“工党左翼”。特拉斯从一所北方公立中学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哲学、政治和经济学。作为牛津大学自由民主党主席，她宣称赞成废除君主制，毕业那年她转而加入保守党。

毕业后，她曾在大公司任会计师，并与财务总监丈夫育有两个孩子。

她的政治生涯早期经历了与一位资深保守党议员婚外情曝光造成的挫败，在连续两届大选竞选议员失败后，2010年，时任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将来自北方的特拉斯列入优先候选人名单，她在西南诺福克的本党安全席位顺利进入下议院，2012年9月任教育部次官，2014年升任环境和食品大臣。

2016年，特拉斯成为特雷莎·梅内阁司法大臣；次年成为财政部首席秘书；2019年约翰逊上台后，她被任命为国际贸易大臣，负责开展脱欧后与各国双边贸易协议谈判；2021年，阿富汗撤军危机中在希腊晒太阳误事的拉布被调任司法大臣，她接任了外交大臣职务。

尽管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留欧，但特拉斯在公投后开始拥抱脱欧的结果。作为外交大臣，特拉斯在与欧盟就《北爱尔兰议定书》的分歧和俄乌冲突中都展现了强硬风格。

撒切尔夫人当年与工会作斗争的精神显然也鼓舞着特拉斯。27日，她发誓要停止工会的“好战行动”，称她上台后会把支持罢工行动的投票最低门槛提高，并将所需的通知期增加一倍，从两周改为四周。她还打算在首相任期的头30天内对关键国家基础设施引入最低服务水平的法律，这将限制教师、邮政工人和能源部门的罢工行动。

“我们需要采取强硬果断的行动来限制工会瘫痪我们经济的能力，”她说，“我将尽我所能，确保工会的激进行动不再削弱辛勤工作的人所依赖的重要服务。”

而领导铁路罢工行动的英国铁路运输业工会（RMT）秘书长林奇（Mick Lynch）也将矛头对准特拉斯，呼吁工会会员要反击保守党政府有意打压工会的行动。

“特拉斯提议在英国将有效的工会运动定为非法，并剥夺劳动人民的关键民主权利，”林奇说，“如果这些提案成为法律，将对整个工会运动产生最大的阻力。”

除了铁路工人将于8月18日和20日再罢工两天，实际上整个公共服务部门各领域工会组织基本都在考虑采取更广泛的罢工行动。上周，数千名皇家邮政工人投票决定在8月份罢工。本月早些时候，英格兰和威尔士大律师举行了为期五天的罢工。

在一个工党支持者为主的论坛上，充满了对特拉斯试图“破坏工会”的愤怒：

“指责工会破坏经济是戈培尔式的谎言。她是否忘记了2008年是谁削弱了经济，谁首先拿着乞讨救助碗，在这个过程中破坏了公共财政？”

“针对这些公共服务的12年紧缩措施对削弱关键服务的影响远远大于偶尔的罢工。”

……

9岁时，特拉斯在学校演出的戏剧中成功扮演了撒切尔夫人。昨天刚过完47岁生日的她，能否在现实的政治舞台上，也真正成为“铁娘子”？

微博相关解读

殷之光：流水的英国首相，铁打的“英美特殊关系”（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殷之光]

2019年夏天，在美国驻英大使官邸举行了一场小型宴会。时任美国驻英大使、商人罗伯特·“伍德”·约翰逊针对英国退欧做了一段简短的即兴发言。

发言中，伍德先是对英国“莫名其妙地就切断了跟自己最大贸易伙伴的一切联系”表示不解，“什么样的国家会干这种事情？”伍德不客气地问道。在场的英国宾客们都感到了些许的不适，毕竟在外交场合，一名大使这么不客气地抨击驻任国，实属不寻常。

伍德问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停顿了一下，吊足了在场听众的胃口。“我们会这么干！我们这么干过！美国就会这么干！你们做了一件非常美国的事情。你们把信仰托付给了自决（self-determination）与自由（liberty）。”

特朗普时期出任美国驻英大使的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四世（图右）/资料图来自AP

相比他的美国驻英大使头衔，罗伯特·“伍德”·约翰逊的另一个身份可能更广为人知，他全名是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四世，是美国医药与医疗器械巨头强生集团创始人罗伯特·伍德·约翰逊一世的曾孙、强生家族巨大财富的第四代继承人。正如他的曾祖父一样，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四世对英美联盟（Anglo-American Union），塑造一个全球性的霸权秩序表示出了极大热情。只是相比19世纪中后期那种盎格鲁-美利坚自由主义，今天的人更乐意用“英美特殊关系”来表达这种特殊的纽带。对其信仰者而言，这种两国联手治理天下的美梦，是实现“自由”与“繁荣”的唯一“文明”途径。

出席了2019年那场宴会的人里，有一位出生于英国西南小镇托基（Torquay）的保守党女议员佩妮·莫当特（Penny Mordaunt）。她后来出版了一本题为《更加伟大：风暴之后的不列颠》的小书。在开头的序言中，她生动地描述了这次聚会的场景，并评论道：“相较于我们各自的邻国而言，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共同点要多的多。……尽管我们中间隔着一个大洋，我们的秉性是相通的。”

英国首相约翰逊辞职后，佩妮·莫当特这个名字变得更加出名。作为保守党接替首相职位的候选人之一，她是诸多候选人中最受保守党普通党员欢迎的一位。不过，在刚刚结束的第五轮投票中，莫当特不敌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在前四轮均领先的情况下，第五轮被特拉斯反超，获得105票位居第三，无缘终决选。

今天的观察家们，通常会用“英美特殊关系”来描述这种纽带感情。实际上，早在1946年3月开启全球冷战对抗的“铁幕”演讲中，丘吉尔便用了“特殊关系”（special relationship）这个字眼。他强调，“说英语的人民之间那种兄弟般的联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径。丘吉尔所说的这种充满殖民帝国种族主义味道的“兄弟”情谊，当时并未引起太多美国方面的共鸣。

约翰逊收到的临别礼物是议员们凑钱买的丘吉尔回忆录

毕竟，在二战之后全球巨大变局的背景下，美国人相信，未来的时代将会是一个“美国世纪”。在这个“美国世纪”里，与英国分享霸权，并承担英帝国全球殖民帝国分崩离析的历史负担，这绝不是一个合算买卖。战后的美国，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物质基础上，似乎都为制霸全球做好了准备。在丘吉尔冷战演讲时，美国塑造战后全球秩序的工具箱里，就已经有了一件核心武器，即通过1944年《布莱顿森林协定》确立的美元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有了世界银行、有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新成立的联合国也基本在美国的巨大影响和掌握之下。同时，诸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马歇尔计划、关贸总协定（GATT）等在军事、内政、经贸等方面深度绑定亚欧与美国关系，确立美国在欧亚霸权的工具也基本成型。

如果说，1941年签署《大西洋宪章》时，美国希望向全球推广罗斯福“新政”（New Deal）秩序的野心还仅仅停留在“理想”阶段的话，那么随着日本与德国的战败，欧洲其他19世纪霸权国家的衰败，美国秩序走向全球，在此刻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距离它成为真正的现实还缺少一个更为原始的驱动力——一个强大的敌人。

霸权的世界秩序观依赖两个简单但却必要的结构力量：理想与敌人。这种二元论的秩序观通过对敌人的恐慌，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最大规模调动；通过对未来蓝图命定论式的描述，让人们相信自身所经历的困境与苦难，都仅仅是“暂时”的。这样，个体就不仅成为了具有执行能力、可被“操纵”的机器，也可以从这个过程中，获得“超越自我”的神圣体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为理想的工具。

随着二战结束，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很快便被诸如乔治·凯南等一些期待建设美国全球霸权秩序的战略家们树立为“自由和平”的敌人。而来自丘吉尔的铁幕演讲，进一步促成了华盛顿政府的态度。虽然，此时的华盛顿对丘吉尔所希望的英美“兄弟联合”兴趣不大，但铁幕演讲中所描绘的那种包含了西欧国家的“自由世界”联合，与亨利·鲁斯（Henry Luce）的“美国世纪”理想、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对“西方世界”团结的认识、以及雷克斯福德·特格威尔（Rexford Tugwell）将罗斯福“新政”推广至全球的追求，产生了极大共鸣。

虽然，二战之后的美国无意让英国通过“英美特殊关系”来搭自己全球霸权扩张的便车，为旧有的以英国为中心的“共荣联邦”（the Commonwealth of Nations）全球霸权续命。但是，无论是在亨利·鲁斯、克雷斯福德·特格威尔，还是乔治·凯南的全球秩序理想中，英美之间的团结都是这种秩序的核心基石。维系这一关系的，除了带有新教情怀的盎格鲁-美利坚自由主义精神之外，对许多政客而言，是否为这种“特殊关系”赋予实质性内容，则是霸权竞争、消长过程中，以利益为中心的选择结果。

在1940年法国投降前，当时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还就是否邀请美国参战一事犹豫不定。就在这一年初，他就向自己的妹妹艾达·张伯伦透露过对美国的不信任。他提到，自己“不想让美国人为我们战斗”，因为美国参战并取得胜利之后，英国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他的继任者丘吉尔，虽然在法国投降后非常积极地希望美国加入战争，但同样也不希望英帝国将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与全球贸易的优势拱手让给美国。就在这种相互猜忌，但却难以分离的纠结关系下，英美主导签订了1941年《大西洋宪章》，勾勒了战后以两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格局。

对于美国而言，这种全球格局可以被“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这个没什么历史负担的字眼来概括。但对英国而言，“新”的国际秩序则像是20世纪初英国霸权主导下的“英联邦”的扩展版。因为这种“自由国际主义”提供的秩序理想，几乎复刻了“共荣联邦”用“自由”“自治”“平等”“自由贸易”“宪政”等宏大字眼勾勒出的图景。

从精神本质上来看，无论是19世纪的英帝国、还是20世纪初的“共荣联邦”亦或1940年代之后的“自由国际主义”，都是同一个资产阶级世界帝国的不同外衣。但是，在全球霸权的具体实践上，这种秩序理想依托的霸权中心随着二战的发展，从英国最终转移到了美国。并且，在此过程中，一个19世纪不惮于用“帝国”来作为骄傲自称的全球霸权秩序，随着二战后民族独立浪潮、社会主义运动的大规模兴起，而不得不将自身隐藏在一套更加精细、更具“普遍性”的制度设计之中。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帝国”重新变为对敌人的蔑称，而“帝国主义”则悄然躲藏在了这套精细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设计背后。

在二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旧帝国霸权的衰落让不少人相信，帝国时代业已终结。然而，反观这段历史，越来越多人也开始发现，现实更像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帝国”中心在进行着转移，并在这一过程中将自己隐藏在一系列干涉行动、代理人战争、经济援助、贸易协定背后。随着20世纪末，苏联及其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以及旧殖民资本主义帝国形式上的彻底瓦解，完成了中心转移的霸权开始迅速露出了它的獠牙。对英国而言，盎格鲁-美利坚的“特殊关系”又站到了前台，作为精神桥梁，更是作为呼吸机，把垂死英国的生命搭在了美国霸权的机体之上。

1999年，就在科索沃危机的当口，当时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Economic Club of Chicago）上的讲话中，通过颂扬自由干涉主义、美国全球领导权，再次将“英美特殊关系”推到了历史前台，并将其描绘为全球谋求“民主与人权”斗争的锚点。

而对美国来说，二战之后那些遮遮掩掩用来掩盖美国全球霸权的国际制度设计，随着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这一“敌人”的解体而变成了累赘。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们开始鼓吹一个以“全球化”为名的变革。改革联合国、谋求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银行、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获取更大主导地位等等，都是这一“全球化”包含的诉求。

与此同时，美国的外交智囊们，也开始以“新现实主义”为名，强调一个霸权中心世界秩序的必然性。此时，美国出现的霸权中心秩序观，更乐意描绘权力间合作维持既有秩序的可能性；强调世界和平秩序必须由霸权或几个霸权、甚至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来达成。

一个霸权衰落而空出的位置，必然会由另一个霸权来替代。而霸权交替则必然会伴随着战争。虽然美国的新现实主义者们用“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这个术语替代了充满负面含义的“霸权”，但毫无疑问这种“和平”几乎就是19世纪欧洲“权力平衡”结构的翻版。和平可以暂时存在于几个强权国家之间，而在更大世界范围内，则全然延续着19世纪强权国家宰制其他国家的不平等秩序。而且，在这种霸权平衡的和平秩序中，美国毫无疑问通过其强大军事实力、美元的霸权地位、以及对市场的操纵能力扮演着“体系中的霸权”角色。而“英美特殊关系”以及以此为中心向G7国家的扩展，则成了这种国际合作机制必不可少的装点。

2008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这种盎格鲁-美利坚自由主义秩序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同时，在自由干涉主义名义下，美国在南联盟、索马里、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等欧亚非大陆各个角落进行的耗费巨大的军事行动，也逐渐将美国推上了一条英帝国霸权晚期的道路。与此同时，中国在二战后既有国际体系内的坚强崛起，也更让美国对自己一手构建、本以用来隐藏帝国的全球机制产生了强烈不满。因此，中国也成为霸权者维护全球野心过程中，寻找到的一个新的、但却截然不同的敌人。

进入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便通过退群、破坏国际规则等手段，开始试图重新架设一个稳定的霸权地位。与此同时，作为盎格鲁-美利坚自由主义全球霸权的“搭便车”者，英国也在这一“英美特殊关系”的奇怪关系中越走越远。2016年的退欧，虽然显得有些出人意料，但也不失为这种捆绑关系的合理结果。

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双方进入11个月的过渡期；并于该年底，英欧领导人签署脱欧贸易协议。资料图来自AP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欧洲重新回到了战争恐慌之下。战争就像是欧洲的痼疾，在资本主义全球霸权野心的驱逐下，每隔数十年，便重回大地。英国面对战争的积极拱火态度，也更充分地展现出对这个已经衰落的霸权中心国家而言，“英美特殊关系”是它续命的神药。经由这“英美特殊关系”一种族中心的桥梁，在大西洋彼岸的亚欧大陆的最西端，放下一个“同种同源”、包含“兄弟”情谊的同盟，也是美国为自身霸权续命，维持对欧亚战略影响的必要手段。这种由霸权本身发展而决定的关系，会因历史局势的变迁而在台前幕后不断出入，但却永远不会消失。

与之相比，2022年英国首相约翰逊的辞职，仅仅是一场保守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之后无论是哪位候选人接替首相职位，都不会对既有的局面形成任何有意义的影响。更不会对中英关系的现有形势，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霸权的特点在于它永远需要一个敌人。在与敌人的竞争过程中，霸权完成其自身理论普遍性的自我确证。正如邓小平在1974年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说到的，霸权关系“不是你压到我，就是我压倒你”。而恰是这种霸权竞争，为霸权本身“设置了对立面”。在这份讲稿的官方英文译稿中，“对立面”被恰如其分地翻译为“antithesis”。的确，霸权本身包含了自身的反题。而这个反题，就是“各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这个解放，不仅包含了形式上的政治独立，更重要的是在平等互助与独立自主原则下，完成经济、文化、社会的彻底解放，从帝国主义的霸权秩序中脱离出来，走出一条属于亚非拉、属于被压迫者真正的自主、互助、平等道路。

霸权的反题是解放，这反应了毛泽东于1970年代形成的“第三世界”认识。在1970年6月19日接见索马里代表团时，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并提出，“现在报纸上经常吹美国、苏联、中国叫做大三角，我就不承认。他们去搞他们的大三角、大四角、大两角好了。我们另外一个三角，叫做亚、非、拉。”可以看到，无论是单极、两极、还是多极平衡的秩序观，本质上都是“想控制人家的国家”，在强权宰制之下“讲平等、讲自由”。而就不同意图谋求解放的第三世界国家“讲平等，就不肯让你们自由、让我们自由”。毛泽东这种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走大国沙文主义道路的秩序观，到了1974年2月会见卡翁达时，更具体地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三个世界”表述。

1974年2月22日，毛主席接见卡翁达。

1970年代的中、美、苏“大三角”叙事，与今天美国学界与媒体不断尝试强加于我们的“中美新冷战”“修昔底德陷阱”等叙事异曲同工，无外乎是霸权中心主义对反霸权实践的话语规训。而从第三世界出发，平等的内涵则更为丰富。它与合作相互并存，包含了谋求发展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任务，也传递了经济与文化独立的诉求，同时还强调了谋求国际之间实质民主秩序的重要意义。

这一系列在第三世界、在全体被霸权压迫的国家与人民自主反抗进程中展现的诉求与认识，可以用“解放”来概括。这便是对第三世界主权平等观的准确说明。用万隆会议的表述就是，人民的解放就是经济、文化与政治的系统性“去殖民”。霸权力量与霸权格局的消亡，才是人真正自由的到来，也是这种解放的最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