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硅谷，为何被五角大楼政治化？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Office of  Tailored Access Operation）网络攻击西北工业大学的不法行为本月被曝光，让人们对这个缩写为TAO的技术机构有了更多了解。而在硅谷，DIU——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部门（Defence Innovation Unit）——7年来已“重新点燃五角大楼与硅谷的合作伙伴关系”。尽管历史上，硅谷的企业有过反战的传统，前几年为避免涉嫌侵犯他人隐私也拒绝过与政府的合作，但现实是，确实有越来越多大大小小的科技公司在政策引导和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与五角大楼联系和互动日益增多，在开启“相互塑造模式”的同时变得政治化。

美国硅谷 图源 ICphoto

五角大楼率先抛出“橄榄枝”

美国科技企业为什么开始积极与政府和军方合作？首先是国防部抛出了“橄榄枝”。2014年12月，一个由国防部高官组成的小组访问了硅谷，向那些新兴科技公司征询有关国家安全的设想。在奥巴马任期内，五角大楼还发布新战略，首次提及“用网络武器来阻止敌人发起的破坏性袭击”。2015年，时任防长阿什顿·卡特也专门走访硅谷，寻求和顶级科技创新企业保持更为紧密的联系。同一年，国防部国防创新部门（DIU）成立，总部就位于硅谷。

在DIU的网站主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加快商业技术促进国家安全。我们是国防部唯一一个致力于加快采用商业和两用技术，以快速和大规模解决作战挑战的组织。”美国SCMedia网站这样写道：“成立于1958年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是五角大楼的一个行政机构，负责研发用于军事用途的高新科技，但现在人们更关注DIU这样的新机构，因为它是专门为利用硅谷的科技初创企业生态系统而设立的。”文章还说，DIU下属的机构都有各自的技术重点和投资策略，它们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缩写，或加上Lab（实验室）等字眼来表明创新类型。

2016年，长期在硅谷担任科技公司高管的迈克·布朗入职国防部，2018年成为DIU主任。英国《经济学人》报道说，面对来自中国的压力，如何强化美国的军事优势，特别是技术优势是五角大楼的首要任务，而布朗认为，如果那些世界一流的美国软件开发商与同样强大的美国武器制造商更密切地合作，完成这个任务就将更为容易。他还表示，中国的科技和经济雄心正在推动这场竞争，激励更多美国科技企业和人员与五角大楼合作。

据了解，从一开始，DIU的采购流程就不同于标准的政府或军事采购协议，它通常会让感兴趣的公司提交“不超过5页或20张幻灯片”的提案，这样做可以方便那些不熟悉联邦合同要求、担心流程繁复的小企业或非传统公司。这种策略确实吸引了大量新公司投标。该机构提供的数字显示：2016年6月至2021年9月，DIU将33%的合同授予首次为国防部提供服务的供应商；在所有获得合同的公司中，有86%为非传统企业，73%是小型企业。

“硅谷科技公司能否重塑五角大楼？”《经济学人》日前以此为题刊文称，“在硅谷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反战情绪曾弥漫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厅和教员休息室，还有当时创业者的车库中”。但现在氛围已变了。目前，大型技术公司已为美军和执法部门配备了云存储、数据库、应用程序支持、管理工具和后勤装备。字母表（谷歌母公司）、亚马逊、微软和甲骨文预计将拿下90亿美元的巨额合同，以运营五角大楼的联合作战云能力（JWCC）。去年，微软获得一份220亿美元的陆军合同，以供应其HoloLens混合现实头戴式显示器，用于模拟训练战斗。这家软件巨头还帮助开发空军作战管理系统。6月，字母表公司成立了一个新部门“谷歌公共事业部”，以竞争美国国防部的作战网络合同。

甚至美国学术界也认同和支持硅谷和军方的合作。在斯坦福大学校内创办国家安全创新中心的美国学者史蒂夫·布兰克，正在讲述一门新课——技术、创新和大国竞争。他前不久在一家科技网站刊发文章称，“五角大楼与硅谷的合作伙伴关系已重新点燃”，去年11月俄罗斯发射反卫星导弹给美国敲响警钟，为应对日益严峻的“非对称性竞争”带来的威胁，已无法保持技术先行者和主要投资者身份的五角大楼需要改变已有60年历史的采购系统，需要加强和学术界、工业界以及硅谷的联系，并成为“快速追赶者”。俄罗斯《生意人报》曾援引华盛顿大学历史学教授、《硅谷密码：科技创新如何重塑美国》一书作者玛格丽特·奥马拉的话说，“今天美国所有的科技巨头都具有军事工业的DNA”。

“硅谷希望为战争机器提供动力”

回顾美国科技公司为什么开始热衷服务于军方，《纽约时报》讲了个“硅谷回访五角大楼”的故事：2016年7月，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雷蒙德·托马斯招待一位客人：谷歌时任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这位美国四星上将差不多花了一天的时间陪着施密特参观司令部总部，并聊起人工智能的话题。当施密特表示“你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差劲，我用一天时间就可以帮你们解决问题”时，托马斯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忍住了。

4年后，施密特对美国军方技术缺陷直言不讳的评估转化为个人行动：用更多的工程师、更多的软件和更多的人工智能改造美国军方。美国媒体这样描述说：“在此过程中，这位最后离开谷歌的科技亿万富豪，将自己重塑为谷歌和国家安全界之间的主要联络人。”

2020年秋，由施密特领导的新智库“中国战略组”撰写名为《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的战略》的报告，建议在科技领域同中国开展“非对称性竞争”。除此之外，作为美国国防创新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施密特，还通过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和130亿美元的财富，向多家国防初创企业投资数百万美元。

据美国《连线》杂志报道，国防创新咨询委员会也是2016年创建的，施密特和亚马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等硅谷名流被邀请加入。有了这个委员会，即使后来的总统特朗普与这些科技公司的关系一度紧张，但硅谷与五角大楼的关系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2016年大选期间，硅谷巨头更是站在民主党一边，它们认为民主党政府对新兴产业的扶持更多，也让硅谷更受益，而特朗普“美国第一”的政策和反全球化的做法，将制约硅谷的发展。特朗普当选后，曾与约20家硅谷巨头座谈，其后来的减税政策也让这些科技企业尝到甜头。

据俄罗斯rambler网2019年5月报道，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国防部预算和中情局的风险投资都侧重于科技巨头，政府还与这些公司签订合同，这样既有利于开展军事和情报行动，又使这些高科技公司变得更强大。

随着拜登执政，硅谷和政府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脸书、推特等公司高管2020年曾在拜登的过渡团队担任职务。一些西方专家认为，2020年总统大选的真正赢家根本不是拜登，而是科技巨头的领导层。

“硅谷希望为美国战争机器提供动力。”美国《快公司》杂志去年11月刊文称，就在美中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之际，美国防部官员和科技公司希望重塑五角大楼，文章说：“在里根时代，军方围绕航母等大型平台量身定制国防装备，而这些平台只能由雷神等大型国防承包商建造，但如今，可能决定21世纪战争的技术将基于人工智能、数字技术、量子计算、太空、网络安全和生物技术，换言之就是硅谷已为服务企业和消费者投入巨资的那些行业。”

俄罗斯《观点报》近日一篇题为《硅谷靠近华盛顿》的文章称，由于俄乌冲突，美国互联网巨头Meta配合美国政府的行动，允许脸书发布针对俄军方的信息对抗行为，“当然，美国IT巨头不会单独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是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协议”，“硅谷如此顺从，是因为美国政府对企业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对于有关美国私营航天企业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公司）在俄乌冲突中向乌克兰提供的“星链”卫星通信服务的消息，俄方也极为恼火，并提到该公司从美国空军获得资助，并获得美国防部航天发展局的巨额合同。

“很多项目会开始藏着掖着”

美国帕兰提尔科技公司的分析师赛斯·罗宾逊认为，现代战争是“软件第一”。“软件第一”对美国小型软件开发商来说是个好消息，并让“硅谷离战场又近一步”。今年1月，安杜里尔（Anduril）获得了一份合同，在十年内建立价值10亿美元的反无人机防御系统。据美国《快公司》杂志报道，安杜里尔是一家成立仅4年且只专注于国防的初创公司，目前已筹集7亿美元融资，估值高达46亿美元，它是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部门（DIU）将硅谷速度和工程人才带进五角大楼过程中产生的明星企业。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辛普夫表示，他们的反无人机系统在18个月内就从原型变为满足国防要求的产品，而在传统的国防部流程中，“仅识别威胁就需要两三年的周期”。

中国军事专家张学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9月上旬，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名为《软件定义战争：国防部构建向数字时代转型的架构》。“软件定义战争”的说法也许不够准确，但确实说明了软件——广义上包括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未来作战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各个层面都能发挥作用，从情报领域的图像识别到空战，再到辅助决策等。2016年，Psibernetix公司的阿尔法人工智能飞行员在格斗空战中战胜了人类飞行员，体现出人工智能技术在作战中的巨大潜力。

张学峰举例说，2017年，美国国防部就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Maven计划，打造“算法战跨职能团队”，目的就是加速国防部整合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与由Facebook、亚马逊、谷歌、IBM、微软联合成立的AI合作组织展开合作。该项目曾使用机器学习来识别无人机视频图像中的车辆和其他目标，而这个技术背后有谷歌公司的积淀。

在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看来，美国军事和情报界实际上同科技行业一直有接触，并与硅谷早期的一些科技巨头保持密切联系，很多人都记得惠普联合创始人戴维·帕卡德曾担任过尼克松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这种联系过去显得不如军方和传统军火商之间的联系那样密切，特别是在斯诺登事件发生后，美国科技企业至少对于公开与美国情报界和军方的合作有顾虑，因为舆论和民众担心，这会导致更多个人隐私的泄露。不过，随着美国政府内外政策的变化，在美国科技巨头眼里，国防部每年动辄上千亿美元的项目采购资金和研发经费，无疑是个诱人的巨大市场，也让一些科技公司原本的“道德束缚”不再起作用。

张学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未来美国高科技公司和军方的合作肯定会更多，双方的关系也会更为紧密。这是一个相互塑造的过程。同时，传统防务巨头也会参与进来，就像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旗下开发人工智能的Psibernetix公司2019年被防务承包商泰雷兹集团收购一样。”在他看来，至于合作会否更加公开化，仍取决于相关项目的敏感性。张学峰认为，美国现在已没有之前那么自信，很多项目也开始“藏着掖着”了。另外，很多美国科技企业和创新公司，实际上是为美国军方、情报部门进行网络窃密提供技术支持的，对于这一类技术服务和项目会在“黑色预算”范围内秘密进行，肯定是彼此都不愿承认和不敢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