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印等国曾经历的“踩踏之痛”，不只是意外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的话：不久前，发生在韩国的梨泰院踩踏事故造成上百人死亡的惨剧，引发国际舆论广泛关注。踩踏事故，多是由超常规的人类聚集叠加其他各种因素酿成的。历史上，不少国家都发生过严重的踩踏事故，最悲惨的曾一次性造成数千人死亡。这些踩踏事故有在节日和宗教庆典活动中发生的，也有在人员密集区域由突发事件引发的，还有由于狂欢或者大型赛事引发的……综合来看，不难发现事故背后既有偶然原因，也有必然因素。

“印度的耻辱”，1954年大壶节踩踏事故

印度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踩踏事故，是1954年发生在普拉亚格拉杰（当时名为安拉阿巴德）的大壶节踩踏事故，造成数百人死亡、上千人受伤的严重后果。有印度媒体称之为“印度的耻辱”。

1954年的安拉阿巴德大壶节，人员聚集空前多，据估计，有约500万人参加了此次大壶节活动。原因有以下几方面：首先，这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个大壶节。在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期间，为消磨印度人民的反抗意志，殖民者有意识地削弱和淡化印度当地传统宗教和文化活动。独立后，印度人民首次自由地过大壶节，热情高涨。其次，活动得到政府支持。尼赫鲁等为印度独立奋斗的先驱们，曾经借着过去大壶节人员聚集的机会，广泛深入群众宣传印度独立。从这个角度讲，大壶节也是为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甚至印度的独立做出过贡献的。独立后，为彰显去殖民地化的成效以及国泰民安和宗教自由，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非常支持大壶节活动。第三，每次大壶节时间跨度长达数月，但其中有几个关键时间节点，即节庆的主日子，汇聚的人最多。

印度大壶节人山人海。

同时，一个自然界的因素也增加了发生事故的隐患。大壶节的举办地点在两河交汇处岸边的一个弯道地带。那一年，河流的冲击造成河道小幅度改道，压缩了岸边大壶节活动区域的面积。除了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原因。据报道，时任总理尼赫鲁等领导人非常重视大壶节，尼赫鲁之前还曾亲临现场考察节日筹备工作。当地有一种说法是，发生事故当天，尼赫鲁和时任总统拉金德拉·普拉萨德亲自来到现场进行圣水沐浴，为此，大壶节的主要组织者和当地官员都去忙着筹备，所以活动现场发生混乱时，仅有少量警察在场。但这种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

1954年2月3日，大壶节沐浴现场，参加活动的苦行僧和普通民众之间，是有隔离带间隔开来的。但现场涌入的普通民众太多，超过通道的负荷能力，有部分群众就翻过隔离带，从苦行僧的通道下水沐浴。此举引起了一些冲突，导致后面的人群越发往前拥挤，造成水边狭窄地段的踩踏事故。许多人被踩踏致死，也有不少人被挤到河中的深水区，溺水而亡或被湍急的水流冲走。

事故的善后处理也被指责十分草率。当地政府在未能确切登记死亡人数、妥善整理遗物的情况下，很快就在河边将大量遇难人员的遗体和遗物堆在一起进行了火化，导致此次事故的遇难者和伤者的具体数量，相关媒体的报道并不一致。英国媒体报道是80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的是至少350多人被踩死和淹死，另有数百人失踪，2000多人受伤。而印度官方记载，仅简单提到超过500人死亡。此后多年，印度媒体和各界对这一重大事故也较少提及。

1993年印度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合适的男孩》中，对这次大壶节事故有所描述，但事故地点采用了化名。后来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时，事故也沿用了化名。直到2019年印度大选，莫迪总理在一次竞选演讲指责国大党政府时，提到了这场事故。莫迪指责当时的国大党政府曾压制事故消息，而且在善后处理时不作为，事故死难者家属和伤者，未获得赔偿。

时间回到1954年，事故发生后，印度政府组成了调查组，经查证后宣布事故是出于意外，最终各级政府、节日组织方和宗教组织，没有任何人为这场灾难承担责任。一位名叫穆克吉的摄影师是这场事故的幸存者。他后来接受过西方媒体的采访，并公开过部分事故现场的照片。据穆克吉的回忆录记载，他当时就在事故现场，也进入过焚烧尸体的现场，当年的遇难者或有上千人，而伤者应不低于2000人。

近年的大壶节依然事故不断。在2003年、2010年和2013年的大壶节上，都发生过踩踏事故，死亡人数在数人到数十人不等。（宇同）

一次争议判罚，一场体育灾难

历史上，由于狂欢活动或者大型赛事引发的踩踏事故，屡见不鲜。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秘鲁首都利马的一次足球场踩踏事故，造成至少300多人死亡，成为迄今最严重的体育灾难之一。

1964年5月24日，秘鲁首都利马国家体育场正进行一场足球比赛，由东道主秘鲁队对阵阿根廷队。这场比赛是第18届奥运会南美洲预选赛的一场关键赛事，东道主面对强大的阿根廷队，只能争取胜利或平局，如果输球则出线前景渺茫。临近终场2分钟时，秘鲁队仍一球落后，此时，秘鲁队员打进一球却被裁判吹罚犯规在先，进球无效。眼见到手的平局被吹掉，现场的5.3万名秘鲁球迷顿时骚动起来，多数人认为判罚不公。终场哨响，宣布了秘鲁队的失利。个别球迷按捺不住情绪，翻过护栏冲入比赛场地，对裁判进行谩骂和追打。现场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对翻下护栏的前几名球迷处理方式粗暴，多名警察殴打球迷并放警犬攻击球迷。看台上，大部分观众也迟迟不愿离场，抗议裁判的判罚和警察的粗暴行径。警方的举动刺激了更多球迷的不满情绪，数百人冲入球场内，场面逐渐失控。

此时，警方开始向空中鸣枪示警，并向看台上的观众施放催泪弹，想以此阻止骚动。观众受到枪声的恐吓和催泪弹的刺激，争先恐后奔向出口，但当时有不少出口是关闭的。从不通的出口折返的球迷，和不断向外拥挤的球迷挤在一起，加上催泪弹以及枪声引发的恐慌和混乱，体育场的几处狭窄通道发生严重的拥堵和踩踏。据报道，事故造成328人死亡，500多人受伤。

足球比赛中，由于球迷骚乱引发的踩踏事故是足球历史上的黑暗一幕，但这一幕却在各地不时重复上演，令人悲痛又惋惜。1982年10月20日，莫斯科一场欧冠赛事引发的踩踏事故，造成300多名球迷死亡。1985年5月2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海瑟尔体育场举行的一场欧冠决赛，由于英格兰球迷骚乱引发踩踏事故，造成39人死亡。1989年4月15日，英格兰足总杯半决赛在谢菲尔德的希尔斯堡球场举行，球迷骚乱再次引发踩踏事故，造成96人死亡，最小的遇难球迷年仅10岁。（晓言）

美国剧院惨变陆地“泰坦尼克”

美国芝加哥1903年曾发生过一起因剧场火灾引发的踩踏事故，造成602人死亡。事故发生于芝加哥当时新落成的易洛魁剧院，史称“易洛魁灾难”，这场事故还有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别名——陆地上的“泰坦尼克”事件。之所以有这个名称，是因为易洛魁剧院发生的悲剧，与泰坦尼克号沉船有颇多类似之处。除了死伤众多、影响重大之外，泰坦尼克号曾被称为“永不沉没”，却在首航就沉没了。而易洛魁剧院也是如此，剧院方曾自信地宣传该剧院“绝对防火”，却不曾想开张不久就发生了火灾，成为20世纪由灾害引发踩踏事故的典型案例。

易洛魁剧院是1903年11月23日启用的。这座剧院一共有三层，全部红木结构，而且满是镀金装饰的艺术品。该剧院原本计划在1904年初开张，但剧院管理方为了赶上1903年的感恩节和圣诞节，在部分安全设施还未到位的情况下，提前启用了剧院，而且大肆宣扬剧院“绝对防火”。芝加哥作为美国大都会，在1871年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火灾，有2/3的城镇建筑在这场大火中被烧毁，整个城市险些被夷为平地。到了20世纪初，城市的重建刚刚完成，人们对上一场大火余悸未消。

易洛魁剧院首演的剧目是儿童音乐剧《蓝胡子先生》，这部剧非常适合节假日家长带着孩子去看。12月30日，易洛魁剧院容纳1700人的剧场座无虚席，还有数百人买了“站票”，剧场的过道都挤满了人。当天15时15分，演出正在进行时，聚光灯电线突然起火，点燃舞台的幕布。烟火初起时，人们并没有惊慌，剧场的舞台监督让乐队继续演奏以安定人心，舞台监督和饰演小丑的演员共同向观众喊话，告诉人们剧场是安全的，请观众们有序退场。

剧场虽有多达30个出口，但没有指示灯，在室内逐渐浓烈的烟雾中，很多人找不到出口。此外，为防止有人逃票进场看戏，许多门被锁上了。剧场方面宣传的“绝对防火”措施，其实就是舞台上方的一块大型消防毯，但这一措施并未经过演习，起火后放下消防毯时，有一小半被幕布挂住放不下来。此时，舞台上火势渐大，演员们打开后台的小门撤离。开门突然涌入剧场的风，让台上的火势一下大起来，剧场内彻底乱了，所有人涌向后方的出口。但几个主要出口，采用的是一种新型的门闩，先到达门口不会使用这种门闩的人们还不知道怎么开门，就被后面的人潮死死挤在门后面，门再也打不开了。有些观众逃到3楼的外面，这里也没有消防楼梯。幸亏对面的建筑还在施工，一些工人临时用木板搭建起天桥，把部分观众接了过去。剧场内消防设施的缺损，此时暴露无遗，偌大的剧场，仅有6罐干粉灭火器。剧院内也没有火警报警装置以及自动喷淋系统……

直到15时33分，才有民众到剧院附近的另一个街角找到火灾报警器并报了警。15时45分，消防队到达现场，开始灭火。当火灭了，剧院的大门打开时，人们惊呆了，剧院内是一片死寂，剧场后半部分的走廊和门口堆满了尸体，门后的尸体堆叠了一人多高。经过检查死者中只有少部分死于火灾，大多数死于踩踏。602名死者和200多名伤者中，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事后，易洛魁剧院的经理被捕入狱，但很快就被无罪释放了，仅有承建剧院的建筑公司向死难者家属进行了赔偿。1904年1月1日，芝加哥关闭市内所有剧院，排查安全隐患。几周后，芝加哥出台新的法令，规定剧院等公共场所的紧急出口必须进行规范标识，演出期间标识出口的红灯必须亮着，而且为不受断电影响，必须采用“精油灯”照明，这就是后来出口消防应急灯的前身。此外，当地规定所有剧院取消站票，而且必须在屋顶安装排烟装置以及消防喷淋设备。（张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