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塔利班不让女性上学 她坚持开“秘密学校”

改变的方法只有知识和学习”

2022年12月20日，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下的临时政府发布命令，暂停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此后，关于限制和暂停女性进入中学、培训学校及非政府组织学习、工作的政令陆续发出。

临时政府高等教育代理部长纳迪姆对禁令的解释是，一些女生“没有男性陪伴”，一些女生“不注意戴头巾”，还有一些女生所学的专业“有悖阿富汗的文化尊严”，其中包括“工程和农业”。但诸多宗教界人士表示，在伊斯兰教法中，女性和男性一样有受教育的义务。

“我没想到塔利班会通过实施这种落后的政策来伤害自己，禁止女性入学会让学生群体成为他们的敌人，会让一个个家庭成为他们的敌人。”阿富汗本地女性活动人士马达妮（化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过去一年多，马达妮多次和塔利班高层官员沟通女性权益问题，并在联合国有关阿富汗女性问题的会议上发声。她说，阿富汗的问题不只在于塔利班的具体政策，更在于根植于人心中的落后观念。“只有教育和知识能改变这一切，这符合全体阿富汗人的利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22年12月20日指出，阿富汗需要确保女性的工作权和受教育权。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阿富汗妇女、女童接受教育、实现就业的权益应该得到保障，中方期待阿塔作出努力，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阿富汗官方通讯社巴赫塔尔通讯社12月26日报道称，临时政府副总理卡比尔会见私立大学协会董事会时表示，政府并不反对女性接受教育，正在努力“结束拖延”。临时政府部长德拉瓦尔12月28日表示，“神职人员正努力根据伊斯兰教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2022年10月13日，阿富汗喀布尔，一名女警卫在喀布尔大学入学考试前对学生进行搜身。图/视觉中国 

“我们打败了美国”

“一开始我是有点乐观的。”马达妮回忆道。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进入喀布尔，阿富汗前政府垮台，但人们预想中的社会动荡没有发生。塔利班改善了治安，女性遭到谋杀的案件相比前政府时期减少了。“我们很开心，想着如果塔利班温和一些，或者有一些灵活的政策，人们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新政府。”

塔利班采取了一些和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执政时不同的做法，持枪的士兵们没有立刻将女性赶回家中。多位曾在当时的临时政府任职的阿富汗人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包括一些女司长在内的前官员都在塔利班进城后继续上班。一位塔利班指挥官对马达妮说，新政府还没有最终产生，“未来可能有女性担任高级职位”。

但不到一个月，女性官员和职员们大多离开了岗位。2021年9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任卫生部长马杰鲁赫时，他正深受大量基层女性医护人员无法到岗的困扰。这可能源于一项女性出行政策的变化。马达妮回忆，她最初获得了新政权颁发的驾照，但一周之后，独自开车出门的她被检查站的塔利班士兵拦下。马达妮被告知：“打电话给你的亲属，让他们开车载你，你才能出门。”

紧接着，马达妮开办的女性识字班在政权更替后维持了20余天，被当地的塔利班官员要求停课。与此同时，喀布尔街头的女性广告遭到涂抹，越来越多的城镇和乡村传来女性被要求不能单独出门、不能上学的消息。曾任喀布尔省副省长的阿富汗女性领袖优素福当时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塔利班搜查了喀布尔一些女性官员的住宅，并将学校和办公室中的男女职员分开。“此外，塔利班官员明确说，他们的内阁中不会有女性。”

抗议活动随之在全国各地出现。马达妮面见了一位塔利班省长，请求他释放被拘捕的女性抗议者。省长答应了马达妮，两人讨论了阿富汗女性的未来。“我明确地告诉他，女性上街不是为了反对塔利班政府，因为事实上前政府也没有充分保障女性权益。我说，我们同意有关宗教的条件，我们愿意妥协，愿意穿上罩袍，但我们希望有教育、工作和行动的自由。”

“当我提出任何问题时，他一再骄傲地说‘我们打败了美国’。我无法理解这和我的问题之间的关联。于是我提到女学生，提到我能否继续给她们上课。他说，请等待我们宣布政策。”马达妮回忆道。

马达妮的愿望最终落空，越来越多的女性失去上学机会。2022年3月，临时政府一度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女性入学的权利，但许多学校被要求采取“物理隔离”措施。5月，临时政府发布“建议女性从头至脚穿上罩袍”的指令。12月，临时政府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下达了暂时禁止女性进入大学及培训学校学习的命令。临时政府经济部亦在12月24日发布命令，禁止女性在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

当地媒体报道称，政府列出了所有教育机构的名单，逐个下达通知。学生们哭道：“他们要求我们戴头巾，我们做了；他们要求我们得到家人的许可，我们得到了。现在是为什么？”此外，截至2022年12月27日，至少四家国际非政府组织因女性员工禁令而停止了在阿富汗的人道援助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无国界医生亦表示，如果没有女性员工，他们也将无法开展工作。

马达妮对此不感到意外，她注意到，在喀布尔街头，针对教育禁令的抗议活动一次只有数十人参加。“相比去年9月时动辄数百名女性参加的抗议活动，现在街头抗议的人数已经急剧减少，”她说，“因为一年多过去，现在女性已不可能在家庭之外聚集讨论公共话题，社交媒体上较大的女性群组也遭到追踪和威胁……这不是突然的政策调整，而是一系列变化的结果。”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诸多伊斯兰宗教界人士公开批评临时政府的新政。阿富汗神职人员穆夫提·阿赫塔尔指出，根据伊斯兰教法，受教育“是男女共同的义务”。另一位喀布尔的伊斯兰教学者瓦津强调，“教法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女性不能住在单独的宿舍中，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出现在伊斯兰教法中。”

2022年12月22日，在阿拉伯世界颇具影响力的埃及阿兹哈尔大伊玛目塔伊布公开发声，对阿富汗临时政府的新政“深感遗憾”。他说，这与伊斯兰教法相矛盾，教法明确“男人和女人，从摇篮到坟墓，都要追求知识”。

阿富汗媒体报道称，面对国内外的反对意见，临时政府在重新考虑允许女性接受教育。大学讲师穆萨维·穆布利警告道，如果女性无法接受高等教育和技能教育，阿富汗将在未来几年面临严重的人力短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指出，自2021年11月以来，该机构一直在为45家阿富汗本土医疗机构提供支持，这些机构的10483名医务人员中约三分之一为女性。“显而易见，如果女性无法完成各个医疗专业的学习，这将对阿富汗各地医疗服务的提供产生更严重的影响，使数百万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陷入停滞的“包容性”对话

最初对女性权利展现出积极姿态的塔利班，为何会一步步加强限制措施？分析指出，这与更广泛的包容性政府谈判的停滞有关。

2021年8月开始，女性权利与少数族裔权利等问题一起被纳入阿富汗各界组建包容性政府谈判的议程中。谈判代表之一、阿富汗伊斯兰人民党领导人哈迪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相比上世纪90年代，现在的塔利班领导层与国际社会接触更多，来自多哈办公室的领导人们与世界各国长期保持着沟通，“他们知道阿富汗在经济上依赖于国际体系，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组建包容性政府、保障女性权利、打击恐怖组织，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承认塔利班政府的前提条件。

在此背景下，哈迪曾与刚刚进入喀布尔的塔利班领导人哈利勒·哈卡尼谈起过妇女权利，“我提醒哈卡尼，如果阿富汗的母亲们受过教育，现在阿富汗的局势会有很大不同。哈卡尼给予了积极回应。”

“但与此同时，别忘了还有很多普通塔利班成员，这些人在圣战中甚至失去了家人。当塔利班领导层考虑新政策时，基层塔利班士兵们会认为这种改变违反了圣战的初衷。这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哈迪说。

包容性政府谈判开始时，《中国新闻周刊》曾问一位名为马赫迪的塔利班中层官员：国际承认和教法原则哪个更重要？“伊斯兰法律是不可改变的，背离伊斯兰教义是一种罪恶，我们永远不会背离我们的宗教和文化，是国际社会应当尊重我们的宗教、文化和价值观。”马赫迪说。

一位接近塔利班谈判代表的前官员也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塔利班始终坚持，公民权利等具体问题要以“受塔利班认可的伊斯兰教法保护”为限进行谈判。

因而，自2021年9月以来，包容性谈判陷入长期停滞。在此过程中，阿富汗的内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马达妮指出，过去一年来，越来越多的符合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宗教宣讲在阿富汗国内展开，“每一次宣讲都在改变地方管理者对妇女权利等问题的看法”。

另一方面，塔利班寻求国际承认和援助的进程在2022年取得较大进展。2022年以来，塔利班代表多次前往北欧和多哈，与欧美多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就人道援助、资金解冻等议题展开谈判。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在阿富汗的援助活动也基本恢复。2022年1月，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为阿富汗发起了超过 50 亿美元的筹资呼吁。

马达妮指出，国际援助的恢复让一些塔利班官员觉得，即使不推进包容性谈判议程，阿富汗也不会被国际社会拒之门外。哈迪则认为，在阿富汗饱受旱灾和流行病折磨、超过半数人口挣扎在饥饿线上时，为政治议程停止国际援助无益于解决问题；同时，只有保持同塔利班的接触，才能让塔利班了解国际社会的诉求。

在此背景下，2022年12月21日，联合国阿富汗问题特使奥通巴耶娃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指出，如今受到威胁的远不止是阿富汗女性的权利，临时政府事实上“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阿富汗内部对话的必要性”。塔利班临时政府则宣称，国际社会不应干涉阿富汗内政，也不应将政治问题和其他问题挂钩。

“阿富汗政府的组建具有包容性，我们正在解决各个领域的问题。”临时政府副发言人卡里米近日表示。

阿富汗女性的改变

塔利班禁止女性受教育后，马达妮运营的3所私下授课的女性“秘密学校”仍在继续运作。她同时开始筹划为待在家中的女性提供在线课程，尽可能开设从波斯语、普什图语、英语到计算机、写作等“学校原有的大多数课程”。

在阿富汗，“秘密学校”有悠久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中兴起的各类带有宗教色彩的民族武装，大多限制女性接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塔利班在1996年到2001年的第一次执政时期将这些限制推向了“罩袍、斩首、石刑的高潮”。在此背景下，阿富汗各省大大小小的女子“秘密学校”应运而生。它们无法为学生颁发文凭，但教育程度“并不逊色于真正的学校”。

不过，“秘密学校”不足以改变阿富汗女性整体上的境遇。作为前政府任命的阿富汗第一位女性国防部副部长，优素福坦言，上一届政府并未显著改善女性的生存状况，“在一些省份，女性参加工作、受教育的比例甚至不足20%”。马达妮也指出，在前政府时期，阿富汗民众中不乏认为“女性应该待在家里”的声音。

2021年9月至今，多位被马达妮营救出狱的女性抗议者，在之后数周内就被杀害。当她找到塔利班官员报案时，对方表示，这些女孩不是被塔利班士兵杀害的，而是被她们自己的家人杀害的。这构成了塔利班政策取向的社会土壤。

考虑到现实的限制，一些新的高校建设计划试图为了尊重保守价值观作出进一步妥协。留学德国的阿富汗建筑设计师哈里米新发布的一份大学校园设计强调“尊重阿富汗的规范和价值观”，在校园建设上实现“性别和身体隔离”，并在医学和教育专业建立单独的女性院系。哈里米称，这是一种帮助女性在当下获得“与男性相似的教育机会”的一种方案。

但马达妮担忧，如果国际社会不能推动塔利班就女性权利问题作出积极承诺，一些更激进的政策还可能出现。女性入学禁令发布后，一些省份的女性朋友向马达妮透露，当地官员已开始进一步限制女性出行，“只允许出门购买生活必需品，且要有男性近亲属陪同”。

“但阿富汗女性不会停止追求知识。阿富汗女性已经不再是20年前塔利班第一次执政时的样子了。那时女性大多数是文盲，不了解自己的权利，也没有接触外界的方式。但现在，女性是阿富汗有知识民众中的重要力量。”马达妮说，“对女性的歧视根植于无知，改变的方法只有知识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