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万人次接力托举中国饭碗 南繁育种薪火相传

秋天，他们像候鸟一样从全国各地飞来；春天，他们带着沉甸甸的收获，将希望的种子撒向大地——

在央视近日播出的2022年《开学第一课》上，82岁高龄的育种院士谢华安，面向全国中小学生讲述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金色种子梦”：为了“让人人有一碗饭”吃，他追着光和热来到海南南繁基地，培育优质稻种，斗天斗地还要斗老鼠……南繁，这个在育种专家心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词汇，也像种子一样栽种在许许多多孩子们的心中。

南繁，农作物种子南方繁育的简称，是指每年秋冬季中国大陆的育种专家们来到北纬18度线以南，在三亚、陵水、乐东三市县的沿海地区从事农作物育种的科研工作。这一方热土，如磁铁一般，吸引着一代代追光逐梦的科研工作者。新中国成立以来育成的2万多个农作物新品种，超70%曾经过南繁孕育。800余家农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种业机构的超8000名科技人员，因为这年复一年的例行“迁徙”，有了一个共同的称谓——南繁人。他们不仅托起“中国饭碗”的坚实底座，还在精神高地上立起丰碑。

全国已经育成的农作物新品种中，70%以上经过南繁基地培育，托起“中国饭碗”的坚实底座

“我从小就是饿着长大的，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的外婆曾想喝上一碗稀饭都得不到，所以我从小就懂得，一碗饭是多么重要……”《开学第一课》上，谢华安院士的讲述，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用仅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占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吃饭问题历来是我国举足轻重的大事。为让人们吃饱饭，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开启了修水利、育良种、造化肥的种种努力。1956年，育种专家吴绍骙首次提出异地培育理论，由此拉开南繁育种的序幕。

“杂交水稻已经遍植大江南北，但很少有人注意，几乎所有的水稻优良品种都是从海南繁育出来的。”提起南繁，袁隆平生前如是感叹。

“把对祖国的热忱结成饱满的稻穗”，自1968年起，袁隆平带着两位助手到海南寻找野生稻——杂交水稻三系配套须有雄性不育的水稻做基础，而野生稻是育种专家的希望所在。一年又一年，袁隆平和助手们默默地在太阳下低头，在大地上寻找那一株可能造福人类的野生雄性不育水稻。

1970年11月23日11时，这株永载史册的野生稻，被三亚南红农场农技员冯克珊和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在南红农场的一个铁路涵洞附近的水塘边发现。正是这株后被命名为“野败”的野生稻，为杂交水稻研究打开了突破口。

此后，从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到两系法获得成功，再到超级杂交稻亩产攻关屡次刷新纪录……攀登一座座科研高峰背后，袁隆平年年如候鸟般来到海南。他生前多次说：“杂交水稻的成功，一半功劳应该归功于南繁。”

个子不高，衣着平常，黝黑的脸庞透着亮光，一双粗糙的大手结实有力——这是谢华安院士留给人们的印象。《开学第一课》上，谢院士一双“比耕田的还要粗糙”的手，让人泪目。

谢华安告诉记者，父辈给他起名“华安”，就是希望中华民族长治久安。幼时挨饿的经历，在他心底埋下“粮食安则中华安”的种子。高中毕业后，他毫不犹豫报考福建龙岩农业学校。1972年底，全国掀起杂交水稻协作攻关浪潮，谢华安作为福建三明地区南繁领导小组组长，一行8人被选派到海南从事水稻育种。

怀揣让人吃饱饭的朴素愿望而来，他们面对的远不止技术难题。为买到前往海口的车票，排了整整一个通宵的队；本以为海南呈现的是处处莺啼、鸟语花香的景象，迎来的却是“三只老鼠一麻袋，十只蚊子一盘菜，三条蚂蟥做条裤腰带，毒蛇蹿到身上来”。一个20平米的堆满了谷子、化肥、农药及柴油桶的仓库，是他们到达南繁基地后的第一个家。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每天要砍柴做饭，时常因下雨没柴烧火而吃不上热饭……尽管如此，大家毫无怨言，年复一年、风雨无阻地像候鸟一样“飞”到那里，日复一日、通宵达旦。

“正因为有海南岛南繁，成就了我的理想，育成了汕优63。”谢华安说。从1986年到2001年，汕优63连续16年成为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近10亿亩，增产粮食700多亿公斤。

艰苦育种半世纪，奋斗的印记刻在手上，饱经风霜。常年风吹日晒，雨淋水浸，谢华安落下重度风湿性关节炎，但是他说：“最好的养身之道，就是走向田间。”青青的稻苗中，年过八旬的谢华安弯着腰，如同一张拉满的弓。

据海南大学副校长曹兵介绍，不只水稻，全国已经育成的农作物新品种中，70%以上经过南繁基地培育。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累计已有60万人次来到海南开展南繁科研育种，为“中国饭碗”筑造了坚实底座。

“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把农业“芯片”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国无农不稳，农以种为先。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种源要做到自主可控，种业科技就要自立自强。

地处热带，常年高温，在别处只能种一季到两季的作物，南繁基地能种两到三季。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育种的“加代”，即在育种过程中，增加种子繁衍的世代。“在别的地儿，只养出儿子的时候，在南繁，孙子辈已经出生了。”南繁基地因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育种天堂”，也见证着育种专家为实现种源自主可控的不懈努力。

上世纪90年代，棉铃虫灾害连年暴发、肆虐全国，整棵整棵棉花被吃得就剩下硬秆。随着棉铃虫抗药性的增强，一般农药已无济于事。棉花几乎无法再耕种，棉农无不“谈虫色变”，只得纷纷弃种。纺织业因原料短缺遭遇重创，外企趁机占领中国市场。

当时，美国孟山都公司已研制出Bt抗虫棉，我国与对方几经谈判，但终因条件苛刻未能引进。“一是要价高，二是涉及知识产权问题免谈，说白了，我们只能买，不能照着做。”中国抗虫棉之父郭三堆回忆。

面对国家的忧虑、棉农的渴望、国外种业的步步紧逼，除了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虫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郭三堆临危受命，带领团队开启抗虫棉科研攻关“大会战”。1994年单价抗虫棉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二个拥有抗虫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

1996年起，为加快育种速度，郭三堆团队来到海南开展南繁育种。1998年双价抗虫棉研制成功，有效解决了棉铃虫产生抗药性的难题。此后，郭三堆团队与育种单位联合育种，自2005年起连续4年审定了4个三系抗虫棉品种，大幅提高了产量，使我国成为最早审定三系抗虫棉品种并用于生产的国家。

“没有南繁基地，没有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就没有现今我国抗虫棉转化和产业化的发展速度。”郭三堆告诉记者。

近年来，郭三堆团队与育种专家联合育种，育成抗虫棉新品种197个，累计推广5.6亿亩，减少农药用量65万吨，带动新增产值1000亿元。眼下，他们又在抗除草剂棉育种上取得重大进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抗除草剂棉比抗虫棉的应用前景更广泛。”郭三堆介绍，草籽随风飘散，危害甚广，依赖人工除草，费时费工，使用除草剂，又难免伤及作物。他们借助技术力量，开始研制抗除草剂棉花，与美国同类产品相比，还能更好解决除草剂残留问题。目前，抗除草剂棉已完成安全性评价的生产性试验工作，正在申报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有望为降低草害、促进我国棉花及相关产业发展再立新功。

“一边当农民，一边搞科研”，一辈子只干一件事，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下午5点以后联系吧，这会儿正在地里……”记者拨通玉米育种家程相文的电话时，这位86岁的老专家正在玉米地里记录作物性状。

本该是儿孙绕膝、尽享天伦的年纪，他却把时间都给了玉米。眼下，程相文正致力于选育出抗逆性更强、易机收的高产品种。上午9点左右，他拿起科研笔记本，领着2个研究生，一头钻进地里。5个馒头，3瓶水，是全部的伙食。

程相文的研究生张志腾告诉记者，眼下正值玉米收获前田间鉴定的半个多月，程老每天都会带着他们下田，“带点馒头和水，在田间一干七八个小时很正常”。程相文说：“玉米是个生命体，你要感受它，了解它，就得去田间。”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程相文笔记本扉页上，总写着这句话。他说，自己几十年干的是玉米、想的是玉米，一天也离不开玉米。

1964年11月，28岁的程相文穿着棉袄棉裤、方口布鞋，腰间系着一条棉布裤腰带，背上装有50多斤玉米种子的布袋，独自一人挤火车、转汽车、坐轮船，辗转奔波15天，来到南繁基地育种。

他在村里租了8亩荒地，开垦出的4片试验田都在山沟里。育种头一年便遇到大旱，生产队派来6位青年社员一起挑水抗旱，整整14天，才使8亩玉米种苗返青。刚松口气，一场大雨又把2块地的种苗全淹了。他又挽起裤腿，和社员们一盆一盆从地里往外舀水，一连排了7天，总算保住了玉米苗。这一年，程相文将收获的第一批杂交种拿回家乡让农民种，亩产从往年的一百多斤一下子提高到五六百斤。乡亲们都说：“小程带回来的是‘金豆子’。”

“南繁南繁，又难又烦。”1995年，程相文的一位助手初到南繁。“过年不吃饺子，这叫过年吗？”除夕那天，他下午买肉，半夜和馅，初一一早包饺子。等饺子煮熟，只见锅里漂着一层白花花的沫沫，仔细一看，原来是馅里钻出来的蛆！当时南繁尚未通电，没有冰箱，在接近30℃的高温下，饺子馅已变质。尽管艰苦，但在程相文眼中，这里是“育种天堂”。

海南老鼠多，当地人又有放养水牛的习惯。为看护玉米，程相文白天提防水牛，晚上还要拿着手电筒到地里斗老鼠。就这样24小时呵护玉米苗，看着它一天天长大。

春华秋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程相文说：“我搞育种工作50多年，吃了一些苦，受了一些累，但老天没有辜负我们的付出和努力。真正算起来，收获比付出要多得多。”

一边当农民、一边搞科研，一辈子干好一件事，南来北往五十余载。满头青丝的小程，成了鬓发染霜的老程。他先后选育的14个玉米高产新品种通过审定，其中“浚单”系列在全国累计推广3亿多亩。但程相文的人生字典里没有“退休”二字，他继续着冬去春来的候鸟生活。

“做科研要有一颗像棉絮一样纯粹的心”“育种人应像优质棉种一样，适应性强、抗逆性强”……60多年来，一代代育种专家在这片热土挥洒智慧，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成果送进亿万农民家。

“传薪街”与“隆平街”并行通向“振兴路”，推动种业振兴是几代南繁人的共同使命追求

10年前，三亚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助理研究员曹明研究生毕业时，摆在面前的本来有这样几条路：一是回老家当选调生，二是留在华南农业大学继续做研究，三是去深圳一家企业。但他却选了第四条路——去南繁。

此前，曹明带着关于香蕉施肥技术的论文选题来到这里，不料实验做了一半，香蕉就染上枯萎病全军覆没，只得换个地方重起炉灶。后来他才知道，问题出在土壤上。

“这里的确有得天独厚的光照条件，但土壤状况并不理想。”曹明解释，海南的热带土壤本体基础不太好，肥力不够强，加之日晒雨淋、台风侵蚀，对育种有一定影响。

如何改良土壤？传统思路是施加有机肥，但费时费力，不是最优解。经研究，曹明和团队想到借助绿肥还田的办法：利用夏季土壤空闲时期种植植物，再就地化为肥，为土壤补充有机质。几经实验，他们选择了田菁。

曹明说，田菁生长速度快，每年5、6月份播种，2个月植株就能长到2米高。海南夏季常有强台风天气袭扰，田菁不仅耐涝，还能利用水分快速生长，加之它是一种豆科植物，通过根瘤菌能将空气中的氮转化为土壤中的氮肥，有效补充肥力。

无人机撒种，大型机械还田。一亩地种植绿肥，相当于增施1吨至2吨商品有机肥。经过推广，该技术已在三亚南繁核心区实现全覆盖，并入选2021年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案例。

寒来暑往，秋“种”冬“忙”，变的是来来往往的科研材料和育成品种，不变的是科学家们的执着与奉献。如今的南繁，有许多像曹明这样的“80后”“90后”，他们勤勉工作，开拓进取，为我国现代种业发展、国家粮食安全奉献着青春和汗水。

“把最好的土地给南繁。”为保障国家育种大计，海南省专门成立南繁管理局，辟出科研育种保护区，辅以高标准农田和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科研人员“拎包入住”，再无后顾之忧。从居无定所、年年找地，到基础设施有改善、科研用地有保障，南繁的创业创新环境今非昔比。

202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指出，发挥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优势，建设全球热带农业中心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2021年7月，中央深改委第二十次会议强调，开展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扎实推进南繁硅谷等创新基地建设。

依托崖州湾科技城，南繁科技城加速崛起。城里道路的命名也折射着一代代南繁人的心愿。一条“隆平街”，寄托着南繁人对袁隆平的怀念与敬意，一条“传薪街”，寓意着育种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两路并行，通向“振兴路”，推动种业振兴，正是几代南繁人的共同使命和追求。 【编辑:田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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