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组织部长的生命答卷——追记青海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朱治国

新华社西宁12月26日电 题：一名组织部长的生命答卷——追记青海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朱治国

新华社记者王大千

没留下一句遗言，朱治国走得突然。2022年6月11日，礼拜六上午，准备去加班的他还没走到门口，一阵心绞痛袭来。他扶墙跌倒，正在通话中的手机滑出手心，腋下的公文包也掉下来，文件材料散落一地。

这是青海西宁最好的季节，43岁的朱治国却在母亲和儿子的哭声中撒手诀别。

亲友流着泪将他和妻子屈敏的遗像摆在一起；微信上，人们点开红框带党徽的水墨青竹头像，留言“一路走好”，用蜡烛、祈祷、流泪的表情表达哀思；与朱治国有过联系的人，截屏保留通话记录和短信里的只言片语，借以凭吊；农村牧区许多基层干部红了眼眶连连摇头，不愿接受再也不见的噩耗。

22年工龄，25年党龄，去世时，朱治国的职务是青海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委两新工委书记。

人们回忆他，个头不高，走路带风，天生一张娃娃脸，谁看到都感到很亲切。

选择：把根深深扎入基层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北部，南通西藏，西出新疆，是甘青新藏四省区交汇的中心地带，地广人稀，气候寒旱。

朱治国出生在海西州都兰县，第一个工作岗位是海西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德乡(现郭勒木德镇)政府科员。

21岁的优秀大学毕业生，没有留恋城市，通过考录后服从组织分配，到距离西宁市800公里以外的戈壁乡镇工作。风沙大，交通不便，吃住条件艰苦，对城里来的大学生是不小的考验。但当时的领导和同事对朱治国一致评价：不挑活儿，入户填表、农田调研、写简报、接待群众，每天“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毫无怨言。

有很多同学不理解。师兄赵超知道，朱治国爱家乡爱工作，他是打心眼里愿意这么做。

大学时朱治国就学习好，有定力，参加辩论赛等活动总拿奖，帮同学打水、借书、辅导作业，课堂笔记更是全班传抄的“样板”。虽积极做事，生活却简朴，常穿一件深色运动外套，家在西宁也常和同学一起吃食堂，住集体宿舍。

“相处久了才懂得，是优良家风熏陶了他。”赵超说，毕业后去了他家里才知道，他母亲为了照顾瘫痪的奶奶提前退休回西宁，守在家里洗尿布好几年。

了解朱治国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心里藏着感恩的人。年少时父亲工作在外，母亲带着他和姐姐得到过不少周围人的照顾。一工作就跟农民和乡村干部打交道，他深知基层不易。因此，始终以忠诚干净担当的人民公仆标准要求自己。

最初的历练映照最后的坚守。朱治国一直全身心扑在事业上，他历任格尔木市委组织部科员、郭勒木德乡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青海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组织处处长、部务委员、副部长兼省委两新工委书记等职务，在每个岗位都立足实际，担当务实。

一张被标记了很多村名的地图见证了朱治国“到基层去，多走多听”的承诺。同事们说，他立志走完青海所有的村庄。从基层党建考核到干部考察，从村“两委”报酬调整调研到村集体经济“破零”工程，从基层换届选举到党员教育培训，只要下乡，他都翻出地图勾画标记，“全省4149个村庄，已走完一大半”。

实干：让村、社区干部有干头、有盼头

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措周乡俄什加村党支部书记索南才让最近很自豪的事，是即将通过论文答辩取得本科学历。44岁的他出生在偏远牧区村落，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虽靠吃苦奋斗成为致富带头人，但文化水平低成为他学习新技术的“拦路虎”。

在青海省广阔的农村牧区，让成百上千像索南才让这样的村“两委”干部迈进校门、获得学历，成为有文化懂技术的带头人，是朱治国心心念念的“大事”。

常年研究基层党建，又分管党员教育，朱治国发现，青海4149个村32000多名“两委”干部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0.12%，工作中“有想法、没办法”“有力气、没技术”的问题普遍存在，成为制约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为此，朱治国展开深入调研，联合青海开放大学、市州电大骨干教学力量赴湖南“取经”，科学规划专业和课程，还制定激励报名的有效办法。他说，乡村振兴，基层班子的力量是最重要的。

不到三个月，系列方案和办学规划上报省委。2019年秋天，青海“党支部书记能力提升工程”“村(社区)干部学历素质提升工程”创新实施。

为鼓励报名，青海规定村和社区干部接受教育的5000元学费由州市县区组织部承担80%，学员个人承担20%，毕业后颁发国家开放大学毕业证。

不到三年，青海培训基层干部35.29万人次，3000余名村(社区)干部参加学历教育。此项工作也被很多省市借鉴。

在青海开放大学，农牧民学员们说得最多的，除了学习和学历，还有省里在2016年到2020年间连续两次提高村、社区干部年度报酬。

这是朱治国在担任组织二处处长期间重点推进的一项工作。2016年，了解到基层反映待遇低严重影响脱贫发展和组织建设的情况，朱治国马上带队开展深度调研。

现任组织二处处长苏延虎对其中过程再熟悉不过。他说，本着“再难也要把事情办好”的劲头，朱治国组织大家迅速分组下乡，寒冬缺氧季驱车几千公里来往于数百个村社察实情、听心声。

“有一次，下大雪，车出了故障，治国部长裹着军大衣徒步进村，闻讯赶来的村干部到路口迎接。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部长几次开口说话都被风噎住了，他嘴唇发紫，眉毛眼镜上都是霜，但双手却跟村干部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苏延虎说。

亲历了基层干部腿跑断、嘴磨破，却付出多、收入少、保障不足的实情，回来后，朱治国连日加班，牵头写报告、拟方案，经部里上报，再到省财政厅、发改委等部门沟通，仅仅两个多月，青海省村干部报酬调整方案出炉并实施。

这项工作也获得中组部肯定，青海的基层干部报酬在西北五省区名列前茅。

适逢全省村“两委”换届，这是大好事，留住了不少能人、带头人，有力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参与这项工作的年轻干部王克栋说，“不少村干部找来说感谢的话，朱部长难得一笑，说该感谢组织，还说看你们得实惠，比我自己涨工资还高兴”。

担当：思路清晰敢拍板，让人踏实

“这么好的人，说走就走，总说要请他喝口茶坐一坐，再没机会了。”说起去世的朱治国，陶北村党总支书记陈俊良一度哽咽。

陶北村是西宁市城北区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几年时间带着村民完成老村拆迁、发展蔬菜种植和多种经营的陈俊良，自认有几根硬骨头，却在几年前遭遇了“吃安眠药都睡不着”的艰难时刻。

2017年，村集体决定成立企业，贷款建设乡村旅游小镇，到2018年，已投资6000万元的项目却陷入“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的争议，停滞不前。

村“两委”几番沟通无果，股东丧失信心，村集体经济眼看就要被拖垮，陈俊良也开始自我怀疑，甚至动了辞职做生意还债的心思。

“听了治国部长的话，我的心才踏实了。”陈俊良这辈子也忘不了那次通话，“听完情况，他边研究相关政策边跟我讨论，反复确认项目手续齐全、施工合规，然后坚定地说‘你走的路是对的’，还教我下一步如何具体操作。”

两个礼拜后，审核通过，项目继续推进。拨通朱治国电话，陈俊良再次听到坚定的声音：“书记加油干啊，干好了，我带人来学习。”

“这以后，陶北村加强村级阵地建设、创建‘红色物业’、落实‘三乡工程’，该怎么干，我都先听他讲一讲。”陈俊良说，旅游项目投运三年多累计营收约1500万元，解决本村及周边村镇200人就业；争取村集体经济“破零”工程资金成立的“红色物业”公司，继续消化剩余劳动力，近两年盈利50万元，还给村民分了红。

“对很多基层干部来说，吃苦是不怕的，怕的是困惑时找不到一个明确答案。”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生龙多年在基层，他懂老陈书记为啥对朱治国这么信任和依赖，“行还是不行、干应该怎么干都能痛快给句话。党支部书记们都认这样有办法、敢拍板的领导干部。”

愿当基石，朱治国办公室的灯总是亮到半夜甚至通宵，思辨性的报告、系统性的规划，综合性强的文稿，有他兜底，大家都把心放下来；

善当伯乐，朱治国把知人识人的点滴随时记录，他推荐干部，除了现实评价，还会以“如果”开头将优缺点放在岗位需求中做客观长期的考量，每次考察，全组都信服他的意见；

做好操盘手，近几年青海省党内集中教育工作，朱治国都参与谋划把关，经他亲手编发的重头文件多达上百个，编发的简报五百多期，审核修改各部门单位、干部对照检查材料数千份。很多同志说：“不同专班成员轮换，只有‘铁打’的老朱一直在，他在，上下都放心。”

严守：为人干净，做事才能坦荡

朱治国在组织部门工作多年，手中的权力，一尘不染。

2004年底从格尔木市调到省委组织部工作，妻子屈敏还在格尔木的电视台当播音员兼记者。异地两年，他没为妻子调动找过一个人。

姐姐朱治华回忆，屈敏热爱新闻工作却一直没等到省里媒体招考的机会，为了团聚，只能多次参加西宁市、青海省的公务员考试。格尔木到西宁800多公里，屈敏孕期挺着大肚子坐车十几个小时去面试，朱治国能做的，只有偶尔请假去车站接送一下。

2006年，屈敏考入西宁市人社局。搬家时，朱治国不愿多请假，不想麻烦别人，还在哺乳期的屈敏整理打包东西、办理离职手续，实在顾不过来，只能把孩子暂时交给也在产假中的姐姐照顾。

屈敏2013年查出癌症，朱治国把新房低价卖了去给妻子看病，没向身边人开口借钱。

姐姐1996年参加工作至今一直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工作，没敢跟他提过一句想调到西宁市的话。

姑姑家的表哥马建立是一名厅级干部，他说，“治国约定的，在家称兄弟，外面称职务。自家人最清楚，他，绝不会在公家事上多说一个字。”

做朱治国的朋友也要“清心寡欲”。

约了赵超聊聊天，他却常常中途失约，“又来了急活儿，我先走”。

一起吃饭，都约在家里或小馆子，两家妻儿参加的聚会，朱治国要求绝不许带“一个外人”。

多年来，赵超从社区街道一步步干到西宁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在街道工作超过了10年，从没指望朱治国能在个人发展方面给一丁点“帮助”。

“老有人故意激我，你和老朱到底是不是师兄弟啊，怎么约他吃个饭你都约不出来？”

朱治国没让亲友们“沾”自己一点“光”，对部里的干部也是又严又细。干部三处张蕾11年前遴选到省委组织部，第一位领导就是朱治国。“写材料，十次有九次被当面指出逻辑、标点甚至错别字等问题”，张蕾倍感受挫想打退堂鼓，“发现我压力大，他来聊天安慰，还推荐电影《当幸福来敲门》鼓励，严管又有温度，我打心底里服气他。”

朱治国在干部工作中最见不得“小人”。当面恭维的，打政策擦边球的，提着礼物、揣着信封来跑待遇跑项目的，背后传播小道消息的，在他这里都走不通。常跟着他下乡的年轻人都知道，为了避免有人趁他不注意往车上放东西，他上车前都要检查，当面打开，退回去。

正是这种“零污染”，成就了朱治国和他分管工作的清风正气，他带出来的干部，都敢说真话，知道劲儿往哪儿使。

告别：道是无情情更浓

朱治国加班连轴转，前些年常睡办公室，一米宽的行军床，睡坏了四张。

近几年，妻子屈敏的病越来越重，母亲杨熙茹的身体每况愈下，儿子朱轶凡从初中到高中，只要凌晨四点前能忙完，朱治国也要往家赶，每天回来看一眼才能安心。

已经71岁的母亲从没跟儿子提起，他晚归的夜里，她总是睡不踏实，半夜走出卧室看门口是拖鞋还是皮鞋，如果是皮鞋，那就是他回来了，她回头还能睡一会儿。

母亲、妻子、姐姐都习惯了朱治国太忙不接电话、不回信息，除非是急事大事，一般不打扰他工作。

低调、内敛，关心都在行动上，多少深爱都放心里，这是朱治国全家的相处方式。

母亲说，养了个好儿子，娶了个好媳妇，婆媳比母女还亲，儿子儿媳感情特别好。

好景不长在。2013年屈敏确诊肺癌，朱治国倾尽所有带着妻子到处看病。他先是搜集医学书籍、论文了解病理，硬是把自己逼成半个专家，在他的照顾下，屈敏与病魔抗争了8年，成为小有名气的“抗癌使者”。

去年9月，朱治国有幸到北京参加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不到一个月，屈敏病情加重，他放弃学习机会回到西宁，白天上班，晚上在医院陪护。

春节前，怕影响医护人员放假，朱治国把肿瘤转移脑部、双眼失明的屈敏接回家照顾，吃饭把碗筷放在她手里，上厕所拉着手送到马桶边，还学会了打针。

回想这8年的朱治国，好多人感动落泪。他省吃俭用，网上买一件衣服穿好久，买四五百元一片的进口药却眼都不眨；他一有空回家就打扫、做饭，自己能多干一点绝不让母亲和妻子辛苦一下；姐姐朱治华至今不敢打开手机里最后一张全家福。“拍下这张照片后第三天，屈敏又住院了。那是年初五，治国终于撑不住，打电话问，姐姐能不能到医院看护两天。”

心疼弟弟，朱治华泣不成声：“即使我在，他一夜也睡不了两个小时，屈敏神志不清，只一遍遍叫朱治国。”

妻子屈敏因病去世四个月后，6月11日，朱治国也溘然而逝。朱治国发病时，母亲杨熙茹去搀扶，把腰摔成了粉碎性骨折，告别仪式后，从殡仪馆被直接送去了医院。身患高血压、糖尿病等七八种慢性病，一天吃药好几把，药物副作用叠加，她经常从短暂的睡眠中惊醒。

“梦到治国了，他还在加班，盒饭太难吃，他胃疼喊妈妈……”杨熙茹流泪自语，朱治华忍不住抱着母亲痛哭。

16岁的朱轶凡帮奶奶和姑姑擦眼泪，他声音颤抖，忍着哭回忆了爸爸最后的时光：20多天紧张筹备会议，吃住都在办公室和会场；紧接着加班准备资料，带专家去平均海拔4200米的玉树调研；回西宁后提着行李箱直接回办公室投入工作，去世前一夜忙到凌晨两点半才回家……

“那天是周六，上午九点多，爸爸起来后没急着去加班，我看篮球赛，他还陪我坐了一会儿。”朱轶凡说，那天，最喜欢的球星拼尽全力得了43分，爸爸燃尽生命，永远停在了43岁……

6月12日，朱轶凡扶着奶奶迎接吊唁的人。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络绎不绝。许多人情难自抑，泪如雨下。

那是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

朱轶凡说，遵从爸爸送别妈妈的要求，家中设鲜花灵堂，不收花圈，不烧纸，不随礼金。 【编辑:田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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