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出台后，我们觉得轻松多了。一个是课外辅导减了，经济负担轻了；另一个是学校的作业少了，孩子玩的时间、运动的时间都多了，不那么累了。”上海一位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说。有效缓解家长教育焦虑是“双减”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双减”政策实施半年、一年后分别对家长教育焦虑状况进行调研发现，“双减”政策的出台对学生减负与缓解家长教育焦虑的效果均较为显著，且具有持续性。
学生负担整体减轻。北京一位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说：“以前一放学，孩子有六七项任务等着完成，家长必须把时间安排妥当，他稍一磨蹭，你就会感到压力大。现在事情少了，可以适当放松一些，亲子关系明显变好了。”超七成受访家长认为孩子学业负担有所减轻，对于减负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孩子的自由时间和睡眠时间有了保障”(两次调研，占比分别为73.1%、75.1%)、“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发展”(65.6%、63.6%)、“有利于孩子全面素质发展”(55.9%、60.6%)、“有利于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和谐”(45.5%、50.7%)。
作业减负效果显著。陕西西安一位小学六年级学生家长说：“以前老师每天都在QQ群发作业，还要求及时反馈，一看到那个消息我就焦虑。‘双减’后，这种情况没有了。”在作业量方面，90.4%的家长觉得作业量合适或偏少，仅有9.6%的家长仍然觉得作业量偏多；作业内容方面，53.3%的家长认为学校作业“内容设计合理，符合学习需求”，32.2%认为“内容有时合理，有时不够合理”，仅有5.3%的家长认为作业“内容设计不合理，无效作业太多”。
考试唯分数、唯排名现象明显减少。北京一位小学二年级学生家长说：“学校现在反馈成绩不是用分数或者ABCD级，而是用鼓励性的语言，这就让孩子能够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自我认识，更有学习的积极性。”15.1%的家长表示学校期末采用“乐考”方式(如趣味考试，没有书面考试)，76.0%的家长表示学校“进行书面考试，但不给排名或分数反馈”，仅有8.9%的家长表示学校仍“进行书面考试，并给分数和排名反馈”，可见学校考试改革进展平稳。
校外培训压力有效减轻。天津一位初一学生家长说：“辅导班多少是个负担，‘双减’后，原来报辅导班的钱可以带孩子出去旅游，或者干一些其他的事情。”两次调研中，分别有59.5%和60.4%的家长表示，学生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班的数量比“双减”政策实施前有所减少，有53.6%和53.4%的家长表示政策“有效减轻了学生的学业压力”，54.2%和47.9%的家长表示政策“有效减轻了家庭的时间和经济压力”。
课后服务整体满意。辽宁葫芦岛一位小学二年级学生家长说：“学校开设课后服务后，像写生字、听写等，老师都带着孩子在校内完成了。放学回家后，家长也不用太操心孩子的作业和复习。”两次调研中分别有77.5%和74.0%的受访家庭孩子参加了学校的课后服务，分别有90.0%和88.2%家长表示对学校的课后服务满意或基本满意，74.8%和76.5%的家长表示课后服务“满足了学习辅导需求，减轻了在家学习负担”，59.4%和60.2%的家长表示课后服务“很好地解决了家长的接送难题”，41.7%和42.8%的家长表示课后服务“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
2.家长还有哪些担忧与期待
“作业减了，辅导班也减了，孩子放学后自己在家里学习，可我们又怕他没学到位，着急也帮不上忙。”“原来孩子时间占用得比较满，现在多出来不少时间，需要父母花更多精力去辅导。”……调研发现，“双减”后，家长教育焦虑虽然整体缓解，但随着政策在各地落地实施，家长的教育心态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担心自己减负而他人没减，期待“少减慢减”以维持子女教育竞争力。北京一名初二学生家长说：“刚听到‘双减’政策的时候挺高兴的，慢慢地又开始担心自己家减了别人家没减，怕自家孩子被比下来，又希望少减一点、慢减一点。”超七成家长认为孩子的学业负担有所减轻，但两次调研中，分别有45.0%和44.7%的家长博弈竞争心态仍然较重：“别人都在学，自己家孩子不敢减”“担心自己是先减的那拨会吃亏，希望比别人少减、慢减，来保证孩子的学业竞争优势。”
担忧校外培训治理减少孩子培优补差路径，期待优质培训发挥助力促进作用。辽宁葫芦岛一位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说：“我家孩子学习成绩一般，放学回来，我们想辅导一下，但家长自己教总找不到好的方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有效减轻了学生学业压力、家庭时间及经济压力，但有31.2%和17.4%的家长担忧“优质辅导班难获得，无法满足孩子个性化学习需求”，29.5%和16.8%的家长表示“找私教等培训形式，增加家庭时间和经济压力”。
担忧“不留作业”和“不给分数”找不到教育抓手，期待得到充分反馈以精准发力。陕西西安一位小学六年级学生家长说：“学校不考试不排名，你不知道孩子的学习水平，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帮他补习。”作业减负及破解考试唯分数论是广大家长乃至全社会多年的呼声，但两次调研发现，分别有35.0%和20.8%的家长认为“当前作业量稍少或过少，期待有适当作业练习来提高孩子成绩和养成学习习惯”，26.1%和26.4%的家长对“考试不反馈分数和排名”持保留态度，希望得到充分的学情反馈，以针对性地做好家庭教育支持。
担心线上教学拉低学习效率，家长期待加强居家学习管理。受疫情形势影响，今年以来，多地采取线上教学。北京一位初一学生家长说：“网课的效率没法保证，你没法一直盯着孩子，老师也没法在线上盯着那么多学生，孩子每天坐在电脑前上课，但他学进去多少、学会多少，不好保证。”对中小学生疫情居家学习状态的调研中，有23.3%的学生认为自己居家学习的学习效率与平时相比变差了，有19.8%的学生认为居家学习后学习主动性变差了。改进居家教学模式，提高课堂互动和课后管理质量，做好居家学习中的减负提质工作，保证学生学习效率和学习主动性，成为家长普遍期待。
非学科类培训热引发新“竞争”，家长期待在素质教育上全面发力。江苏扬州一位小学一年级学生家长说：“我们周六周日还会报一些乐高机器人、围棋、书法、美术、钢琴等课程。空下来的时间总得填满，就多上一些素质教育类课程。”“双减”政策消减了家庭在学科类培训上的发力点，加之教育改革对学生全面素质提出了新要求，使得家庭教育投资方向从“荤鸡”(指针对学习成绩发力“鸡娃”，参加学科类课程培训)转向“素鸡”(指素质教育“鸡娃”，参加非学科类课程培训)。调研发现，很多家长或出于功利性目的，或出于素质教育期待，帮孩子增加了大量素质类培训课程：“‘双减’之前只有数学和美术两个(培训班)，‘双减’后又报了一个形体课，一是想矫正孩子的走路姿势，另一是想让她更自信一点。”
担心“减出来的时间”没做“有意义的事”，期待建立家庭教育新模式。山东淄博一位初二学生家长说：“‘双减’后，时间是有了，但是不知道怎样帮助孩子培养学习习惯、参加体育运动等，在亲子相处方面，还在摸索。”两次调研中，分别有64.1%和43.7%的家长表示，对孩子的管教方面，时间和精力没有减少，但对如何提高自身教育能力有很多困惑。他们期待家庭教育更加丰富、有效，能够针对孩子的兴趣和能力进行差异化培养。
担心公办校与民办校减负力度不均，期待不同类型学校管理的一致性。广东惠州一名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说：“我们这边，‘双减’主要减在了公立校，私立校其实没有减。人家该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周末该怎么补还怎么补。”这些年来实施的“就近入学”“片区摇号”等生源均衡政策，保证了学区或片区内校际教育均衡，教师轮岗、共同教研等措施也使得薄弱学校的教学成绩得到了显著提升，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家长择校焦虑。但民办学校监管较松的现象引起了家长们的新关注。不少人表示：“要减大家一起减，希望能节奏一致，要有制度进行监管。”
担心学校课后服务个性化程度不足，期待提高课后服务的丰富性和有效性。北京一名小学五年级学生家长说：“三点半放学后，有的学校能组织比较多样的课外活动，比如体育活动、艺术类课程等，这主要看学校有没有相关的师资力量。但有的学校只是安排一些自习课或者写作业。”课后服务有效减轻学生学习负担，也缓解了家庭看护压力和经济负担，在此基础上，很多家长期待学校提高课后服务水平。22.2%的家长表示“课后服务内容单调，针对性差”，12.3%的家长表示“课后服务辅导质量和师资较弱”，希望能进一步增强课后服务内容的丰富性、针对性。
3.家长担忧与期待背后的深层动因
家长教育期望和教育投入呈双高趋势，对高质量教育诉求让家长愿意在孩子身上“过度投资”。湖北宜昌一名初一学生家长说：“赚钱就是为了培养下一代嘛，当父母的肯定希望能给孩子创造最好的学习条件，哪怕经济投入多一些，只要孩子成绩能提高都值得。”调研发现，家长对教育高期待和高投入的心理倾向，使他们更愿意在子女教育上过度投资，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教育拼父母”和“鸡娃教育内卷化”现象。此前，课题组对北京市家长调研的数据显示，96.2%的家长期望孩子未来学历在本科及以上，家庭会将总收入的12.5%用于子女校外辅导，愿意为孩子的学习“过度付出”。“只要你能往上考，我们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书”是“70后”和“80后”在自身成长过程中熟悉的教育话语模式，他们自然会将这种模式向其子代教育转移。
崇尚考试文化与教育高回报率影响叠加，家长期待通过教育竞争帮助子女获得更好教育机会和更高社会经济地位。北京一位小学一年级学生家长说：“我跟孩子爸爸都是那种在小地方努力学习，考到北京后留下来的，我们本身就是应试教育的受益者，对‘多上课多学习来提高成绩’这个事也特别认同。”长期以来，社会心理层面上积淀了深厚的崇尚考试文化，形成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的心理文化动因。同时，“70后”和“80后”对“教育改变命运”体验深刻，他们作为父母更倾向于通过密集型教育方式帮助子女，期待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获得更好的社会经济地位，这种心理一段时间内较难改变。
网络个性化信息推荐机制使家长获取信息途径窄化，家长的竞争焦虑易被激发。2022年3月北京一份疫情流调表反映的“某孩子一周上23个培训班”的新闻，在短时间内引起家长的广泛关注，虽然该信息被及时辟谣，但是这类“别人家的孩子没有减负”信息加深了家长的竞争焦虑，激发了家长的观望和“备跑”心态。有家长表示：“这种状态就像穿着跑鞋睡觉，一旦发现有人在教育竞争中半路抢跑，我们就要立刻跳起来加入抢跑队伍中。”近年来，受社交媒体及短视频等网络信息个性化推荐机制的影响，信息窄化及信息“茧房”效应加剧，一定程度上对家长减负的决心和良好教育生态的培养产生负面影响。
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家庭对“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链式预期无法得到满足。辽宁葫芦岛一位小学五年级学生和高一学生家长说：“两个孩子都是从农村转学去城里上小学和初中，上了好的小学，才能上好初中，将来才有机会上好高中、好大学。”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在我国仍是一项长期性难题，在当前优质教育资源无法完全满足所有家庭的教育需求时，必然发生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内卷式争夺。访谈中，很多家长表示，内心有较强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链式预期，“在中考、高考选拔和考核机制没有变的情况下，怎么让你的孩子被好学校选上？最后还是要每个家庭花时间去抓学习。”这些家长在“高考仍在”与“不敢减负”及“仍然焦虑”之间建立了固化的因果关系。
4.回应家长教育期待，进一步减负提质
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升学校教学质量。科学稳妥改进中考、高考选拔机制，与减负要求相匹配，使学生的素质素养在考试中占据更大权重、得到更好体现。各地学校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给予学习困难学生个性化课后辅导。推进分层分类教学改革，满足学生差异化学习需求。学校做好作业设计与考试分析工作，提高作业设计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合理界定学业负担和必要的学习任务，实事求是地落实“双减”政策。加强家校信息沟通，如实反馈优良中差学业等级，并将学生的错题类型、知识漏洞、能力漏洞等学情信息及时反馈给家长，为家庭教育提供有力支持。
协同公共教育资源，支持提供优质的社会服务项目。依托青少年宫、科技馆、图书馆等资源单位开展各类课后活动项目，利用中小学运动场和社区阅览室等提供课后活动场所支持。广泛聘请党员、优秀家长、“五老”、大学生等为少先队校外辅导员，增加校外工作力量，更好地组织中小学生课后活动。支持和发挥少先队组织育人优势和实践育人特色，加快少先队校外组织、阵地、活动、队伍建设，将更多的资源、项目向基层少先队组织倾斜，鼓励其更多组织开展高质量的校外活动。
引导家长树立健康的教育价值观，做好心态引导及能力培养工作。做好家长教育心态的常态化调研，及时关注和纠正只顾眼前成绩提升、忽视儿童健康成长、让孩子“超前学习”的不良倾向。完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开设家长讲堂及心理热线，缓解家长教育焦虑，提升家长教育能力。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和沟通模式，为儿童成长提供支持，培养儿童拥有健康心理、完善人格、良好习惯、自主能力，实现家庭教育价值的有效回归。
加强升学信息管理，引导媒体信息推荐和算法设置机制。不断提高升学信息公开透明度，避免让家长抱着“先做好准备，省得用时后悔”的心态盲目推动孩子过度学习以获得各种证书或奖项。建立对“鸡娃群”“升学群”等的信息管理机制，督促社交媒体、短视频等平台合理设置网络信息推荐机制，对于故意贩卖教育焦虑来增加流量的，要进行严管。
(光明日报 课题组成员：田宏杰，系北京青少年教育与发展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邓林园，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编辑:房家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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