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何以能凝聚国力人心？

在俄乌冲突中，双方围绕天然气管道、克里米亚大桥、电力能源设施以及网络基础设施展开了多轮激战。由此看出，重大基础设施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议题。

对现代国家而言，重大基础设施能够发挥哪些重要政治功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什么力量？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基建”将给边疆治理带来哪些挑战？近日，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浩宇副研究员就此话题接受了“道中华”专访。

记者：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哪些重要的政治功能？

王浩宇：从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来看，基础设施具有一定的政治属性。它们既为政治和军事服务，也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积极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议题。

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实现对广袤国土空间的规训。例如，铁路就具有经济、军事和疆域巩固的潜在意义。

历史上某些重大的“国土工程”，为集体劳动所表征的历史记忆提供了可视性。上世纪50年代开始着手修建的青藏铁路对加强西藏与内地联系、促进西藏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保障国家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推动是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作为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铁路这种现代基础设施能否促进经济社会一体化和政治认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一个现代化取向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记者：边疆民族地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王浩宇：可以说，意义非常丰富。现代国家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从来都不是纯粹的技术实践和经济社会活动。中国推动铁路、桥梁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所表征的意义与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现代国家的成长和中华民族的复兴紧密相连。

例如，边疆民族地区的重大基础设施能够在时间意义上发挥“联结感”的作用，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在回溯历史和展望未来的同时，强化有利于提升国家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共同体意识。这种时间意义上的联结感所发挥的整合作用，甚至比基础设施促进空间意义上的连续性更为广泛和持久。

现代国家许多特殊的历史记忆来自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动员。以中国于1964年重新启动的成昆铁路为例，成昆铁路的投资总额约占1964年中国GDP总量的2.1%，这一占比在世界工程史上都极为罕见。

建材投入上，成昆铁路的水泥消耗量和成品钢材消耗量分别约占1964年全国总产量的20%和2%；人员配置上，除由铁道兵、铁路员工以及沿线地方民工和有关部门共同组成的30万人筑路队伍之外，当时的铁道部系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劳动部还分别抽调技术干部和工人共3万余人。

另外，为加快施工进度，全国所有省份均组织一个运输队积极投入修建工作。如果没有国家的统筹，大型工程活动难以获得有效的组织动员，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无法得到满足。

在当时经济百废待兴和国际形势严峻的特殊背景下，中国以举国之力修建成昆铁路具有特殊政治意义。围绕铁路工程的建设动员与集体劳动，在特殊时期迅速强化了沿线群众和工程所有相关人员的国民意识，进一步提升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凝聚力。

关于成昆铁路“工程记忆”的叙述和传承，为国家意志跨时空表达提供了客观条件，后来逐渐成为西南各民族强化国家认同的宝贵历史财富。1984年联合国将成昆铁路、阿波罗宇宙飞船和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评为“象征20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这也为国家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在更大范围的形成和弘扬发挥了巨大作用。

记者：现代国家通过工程活动所展开的形式丰富的组织动员，您是否可以举一个中国的典型案例进行说明呢？

王浩宇：1953年，中国川藏公路西线的修建不仅是重要的国家任务，更是一项特殊的群众工作。解放军、筑路民工和藏族群众借助于川藏公路工程展开了广泛的互助合作，西藏同胞与在西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和驻藏解放军建立了深厚情感。其后几代驻藏部队官兵和地方各族干部，在极其恶劣、特殊、艰苦的环境下，出色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在岁月长河中，他们共同描画出“老西藏”的光辉形象，为西藏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老西藏精神”，体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精神凝聚力不断提升的过程。

类似的“精神叙事”还有“两路”精神、青藏铁路精神等，都是基于特定时期因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而生成的历史记忆，在每一代人的叙述和“再造”过程中作为国家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延续和传承。

记者：为什么基础设施的形态变化会对国土空间规训和国民意识形塑产生冲击？

王浩宇：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表征和“尺度”，传统基础设施具有物质稳定性、视觉可见性以及自然空间独占性等特点，这使得世界各国边界在大多数时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新型基础设施的迅速增长致使国家权力运作不再局限于对自然空间有形实体的支配，更取决于对实体背后信息系统的控制力。

伴随数字空间战略竞争愈发激烈，现代国家的政治秩序正面临着来自新型基础设施“去领土化”的冲击，相关工程技术甚至可能摆脱现代国家的控制。

当下，传统基础设施不仅被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也越来越容易被人们所“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充斥着各种复杂技术名词的高科技话语。政府和社会公众的行动力愈发受到新型基础设施所谓“智慧想象”与“智能叙事”的限制。这是否会进一步催生网络极端情绪、原子化生存、“信息茧房”等可能导致社会撕裂与政治不稳定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记者：您提到基础设施运作的复杂性给人类社会秩序带来了诸多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也使国家的治理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那么对于边疆民族地区而言，未来可能面临哪些挑战？

王浩宇：基础设施工程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有序、可靠的治理手段。但是，一些围绕基础设施的突发事件以及干预失败的案例表明：现实中的政治社会秩序拒绝完全接受基础设施“现代主义”的解决方案。对于边疆民族地区而言，基础设施的迅速增长也会造成治理负荷的提升。

一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面临资金、人员、技术投入的养护、维修和管理问题，在偏远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尤为突出。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老旧基础设施的维护与退役问题也是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难题。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持续增长的基础设施需求，触发庞大的治理规模与亟待提升的治理效能之间的矛盾，进而诱发各种社会问题。从很多方面来看，在边疆民族地区做好与基础设施工程密切相关的民生改善、安全保障、生态保护等治理工作甚至比建设工作本身更具挑战。

受访者简介：

王浩宇，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交通公共政策、民族社会学研究。

监制 | 杨新华

统筹 | 刘佳 康坤全

责编 | 刘娴

审核 | 蓝希峰

采写 | 薄辉龙

制作 | 胡琪

【编辑: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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