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蔡昉：失去“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头衔，中国需要担心吗？

中新社北京5月15日电 题：失去“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头衔，中国需要担心吗？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

中新社记者 王恩博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预估，印度在今年4月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已进入人口负增长轨道。

中国人口发展正面临新形势、新挑战，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在其新著《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中指出，这也是改革红利应运而生的机遇。失去“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头衔，中国需要担心吗？中国如何从规模巨大的存量人口中继续挖掘经济增长动能？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蔡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有观点认为，中国失去“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头衔后，长远看可能影响经济发展。中国需要为此担心吗？

蔡昉：“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现在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称号，并不重要。从历史上看，在工业革命前的“马尔萨斯时代”，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总量就曾交替领先。这一时期，全世界无论何时何地，所有国家生活水平都很低，人口多就意味着总收入多，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创意多。在当时，创意来自于直接经验，所以人口大国有机会走在科技前沿，成为经济大国。但工业革命后一切都不同了，尤其现在的新科技打破了原有资源界限。比如以往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现在数据也成为一种生产要素。新的生产要素远比传统要素更加可再生、可持续。

在吉林长春的中国一汽红旗制造中心繁荣厂区，全自动机械手臂在装配轮胎。智能化、自动化、无人化成为生产生活发展的趋势。张瑶 摄

所以，经济增长表现会受人口转变因素影响，或正面或负面，然而人口发展趋势的变化并不是宿命或极限，不应该成为经济增长的终极决定因素。任何国家，无论人口转变处于哪个阶段，在既定的内外部经济环境中，只要具备恰当的经济体制和机制，足以充分动员资源和要素，并对资源和要素进行有效配置，就能够克服不利的人口因素干扰，实现良好的经济增长表现。

中新社记者：2022年中国人口总量已出现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曾长期受益于人口红利，这种红利未来将如何演变？

蔡昉：与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表明，不管人口格局是怎样的，无论是收获人口红利还是克服人口阻力，都需要依赖一系列其他条件，包括经济体制的激励水平、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平、配置资源的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及经济发展的分享水平等。如果不具备这些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口只能成为一种负担，而不会被转化为加速经济增长的红利。

2023年2月8日，北京市教委所属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迎来春季首场线下双选会，应聘者排队等候向用人单位提交个人简历。富田 摄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印度其实过去也一直有潜在的人口红利，但其发展的一个很大制约是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较低。印度这一指标不仅显著低于中国，也低于世界上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就导致其制造业等无法得到充分发展。尽管后来其外包服务业有所发展，一部分人也接受过高等教育，但规模还不够大。因此，从人口红利的角度上来说，当劳动力数量优势减弱时，未来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劳动力质量，培育人才红利，对中国来说就显得更加重要。

中新社记者：中国仍有超过14亿人的巨大人口规模，当下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从中挖掘经济增长潜力？

蔡昉：人口红利的含义就是，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时由于年轻一代往往比上一代受教育程度更高，新成长劳动力不断涌现，就可以带动人力资本快速增长。这种情况下，不管投入多少资本，总会有相应的人力资本和劳动力进行匹配。此外，从农业等其他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还有大量劳动力可以转移出来，重新进行资源配置。这些都有助于提高一个经济体的潜在增长能力。

当前中国人口虽然出现负增长，劳动力资源优势有所减弱，但依然有巨大潜力可以挖掘，比如从农业向外转移的劳动力规模就依然巨大。我们谈论劳动力充足与否时，主要针对非农产业的需求。据统计，发达经济体农业劳动力占比约为3%，中国则高达23%，缩小两者之间20个百分点的差距，意味着规模巨大的劳动力可以在今后10年到20年里从农业中逐渐转移出来。为此，要用改革的办法挖潜，比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落户城镇等。

蔡昉著《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受访者供图

此外，未来经济增长会受到需求侧制约，特别是要应对居民消费不足问题。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消费能力相对较弱，养老负担也会改变消费观念、挤压消费意愿。在此背景下，要解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一方面，政府要在生育、养育和教育等方面强化公共服务保障；另一方面，在就业政策方面要提供更高质量培训，促进人力资本发展。一旦劳动者就业更充分、纵向流动更快，其收入和消费能力也会水涨船高。总的来看，无论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都存在改革红利，这种改革能够直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让所有人从中受益。

在江苏省海安市大公镇便民服务中心开设的老年人手机公益课堂上，志愿者指导老年人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翟慧勇 摄

中新社记者：全球已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正经历人口负增长。应对人口新形势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中国是否能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

蔡昉：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是一只“灰犀牛”，但也可能产生未曾预见的“黑天鹅”事件。吸取其他国家经验教训，避免人口转变冲击经济增长，需要关注四个关键词。

第一，日本式应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潜在增长率降低，供给侧增长能力显著下降。但此时，日本在提高生产率、增强供给侧能力方面没有什么作为，决策层和经济学者普遍认为症结在于需求侧冲击，因此推动了大规模刺激投资需求的政策，推起了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泡沫。最终日本又不得不捅破泡沫，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第二，欧美经济的“日本化”。欧美发达国家整体都遇到了老龄化、人口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投资意愿不足、消费下降、过度储蓄，进而又造成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为了刺激经济，这些国家只能提高负债率，最后形成了“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高负债”“三低一高”的长期停滞格局。这一现象从日本开始，随后欧洲、美国都出现了该趋势。

第三，疫情中断(Covid Break)。新冠疫情让欧美经济的“日本化”趋势暂时中止。疫情期间，欧美国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以大规模财政刺激，为居民发放大量补贴，从而对消费形成支撑。但由于供应链中断导致的供给短缺、乌克兰危机等原因导致的石油、粮食等供给和价格冲击，令其供给侧在需求并未减弱的情况下遭遇供给不足，导致数十年未见的高通胀，最终不得不转头加息。

2022年冬季，顾客在纽约中央车站市场询问奶酪价格。美国在当年遭遇了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在6月达到9.1%的峰值后，一直保持在7%以上的高位，持续“高烧”的通胀令经济承压。廖攀 摄

第四，“日本化”的变种。我们尚难以确定欧美加息之后会出现怎样的格局，是回归“三低一高”的长期停滞状态，还是形成高通胀、高利率、低增长和高负债的更糟糕组合。在这些国家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家之间，仍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央行的政策走向也尚不明朗。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人口问题这个“灰犀牛”在各种因缘际会之下，可能产生的“黑天鹅”事件。但在应对挑战时，中国与日本、欧美不一样，中国迈出的第一步是正确和成功的，即部署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且在过去十年做得非常好。如今需求侧问题显现，中国又通过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等部署，积极挖掘需求侧改革红利。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当下，我预期中国改革力度会进一步加大，释放更多潜在改革红利。(完)

受访者简介：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人口和劳动经济学、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减贫等。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中国发展百人奖、中华人口奖、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等。

【编辑:田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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