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曼：一片甲骨何以“惊天下”？

殷墟，被视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甲骨文，被认为迄今为止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成熟汉字系统。

考古百年时光流转，现代人类对古老文字的探索孜孜不倦。甲骨文的发现对考古工作的意义是什么？甲骨文对研究世界文明进程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一曼先生，曾两度参与甲骨文重要发现，被评为殷墟考古发掘“功勋人物”。近日，“道中华”就此话题专访了这位耄耋老人。

记者：您在发掘现场第一次发掘甲骨文的经过是怎样的？

刘一曼：1973年春，我参加殷墟小屯南地发掘，这是我第一次发掘到甲骨文。

记得那年的6月18日，我负责发掘H24坑。该坑的坑口呈椭圆形，直径最大可达到2.7米。它的中部被一宽约50厘米的近代小沟破坏，被分割成南北两部分。

上午9时，我清理坑口时，就发现很多密密麻麻的小卜骨，集中地堆放在一起，有的正面朝上，有的反面朝上，放置没什么规律。

我好奇地拿起其中较大的一片，用手擦去它表面的泥土，看到骨面上显现出“其雨”两个甲骨文字，二字呈上下均匀排列，字的笔划秀丽而刚劲。当时，我的心情激动无比，感叹三千多年前的祖先，在质地坚硬的卜骨上，刻出如此漂亮流畅的文字，真是了不起！

也正是这次发掘，让我对这些距今三千多年的古朴文字产生了浓厚兴趣，由此开启了我与甲骨文近50年的不解情缘。

记者：甲骨文的发现对考古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刘一曼：甲骨文的发现开启了中国学术机构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

为了寻找甲骨文，1928年秋我国学者对殷墟进行发掘，这是第一个由中国学术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所领导的发掘，也是我国第一次对一个古代都城遗址进行的大规模发掘。

科学的考古发掘也为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提供了契机。1936年YH127坑、1973年小屯南地、1991年花园庄东地甲骨文的发掘，被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次重要发现。

回顾120多年甲骨文的发现历史、发掘过程和研究成果，我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两次重要的甲骨文发掘参与及主持者，可谓感慨万千。

首先，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使中国的考古发掘走上了科学的轨道。从1928年至193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对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收获巨大。其中1931年梁思永领导的第四次殷墟发掘，在殷墟后岗遗址发现了小屯、龙山和仰韶文化的三叠层堆积，使学术界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这两种主要文化的早晚关系及他们与商文化的关系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特别是后岗遗址的发掘，梁思永把他在美国哈佛大学考古系和古人类学系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发掘中去，结束了过去以人为的“水平层”，即通过测量发掘的深度来登记出土文物的不科学做法，开辟了以“文化层”，即古代人类活动留下来的痕迹、遗物和有机物所形成的堆积层为单位的发掘方法，使中国田野考古学走上了科学的轨道，这可以说是我国田野考古史上一次巨大的飞跃。

其次，甲骨文资料为考定殷墟文化分期的绝对年代提供了依据。众所周知，殷墟是盘庚迁殷以后的都城，在这里一共延续了273年。考古工作者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陶器的形态变化，将殷墟文化分成四期，确定了它的相对早晚关系，但是它的绝对年代是要依据甲骨文和商代铜器铭文来考订的。

经过学者考订，第一期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第二期相当于武丁晚、祖庚、祖甲时期，第三期相当于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第四期相当于帝乙、帝辛时期。

再次，甲骨文资料为考定遗迹遗物的年代提供了依据。我举两个例子：

分析甲骨文及商代铜器铭文的“车”字的形体，对殷墟车马坑的发掘和车辆遗迹的研究非常有启迪。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考古所安阳工作站清理出两辆完整的商代马车。车辆的结构是一辕、一轴、一舆、一衡，和甲骨文、商代铜器铭文的“车”字结构很相似。这就表明3000多年前的殷人是依据了现实生活的马车为蓝本，而创造出“车”字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深入研究了甲骨文、金文中的各种“车”字，不断改进发掘工作，继续探求商代车子的细部结构，从而取得了许多的收获。

具体说，第一就是我们对车衡(车辕端的横木)的认识。在1987年以前，由于殷墟发掘所见的车辆，都是直衡的车，有学者认为商代的马车大概都是直衡的。但是我们发现，在商代甲骨文或者铜器铭文里，曲衡的车占了绝大多数，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商代应该有曲衡的马车。

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在发掘当中就细心地寻找。当时的车都腐朽烂到泥土里头了，如果不是带着问题去寻找，找起来是非常困难的。1987年，我们终于在郭家庄发现了第一辆曲衡的马车，后来也陆续在殷墟其他地点发现了好几辆这样的车子。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关于车轼问题，车轼是指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虽然商代铜器铭文“车”字中见到有车轼，但是以前一直没发掘到，所以很多学者认为西周才出现车轼。既然商代铜器铭文有这个图像，我们觉得它应该是有所依据的。所以在发掘中就特别细心地注意清理，终于在1992年发现了第一条车轼，以后也陆续发现了几例。

记者：目前还有多少甲骨文未释，现阶段我们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

刘一曼：据李宗琨编的《甲骨文字编》(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统计，甲骨文有单字4378个，可释的字1682个，占单字总数的38.4%。也就是说在甲骨文中还有近62%的字未被释出。

2018年，教育部、国家语委组织成立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家委员会，指导甲骨文及古文字研究工作。国家的重视、支持，激发起甲骨文研究者考释、研究甲骨文等古文字的热情。

2018年4月16日，由上述专家委员会对第一批征集甲骨文释读成果进行评审。蒋玉斌的《释平骨文的“蠢”》被评为一等奖，王子扬的《释骨文中的“阱”字》获评二等奖。

现在，不少高校如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都设立了古文字研究机构，大力培养中青年专业人才。

与此同时，这些机构也把考释甲骨文字作为一项重要的科研任务，在研究中普遍应用计算机，研发甲骨文人工智能识别技术。相信不远的将来，又会有一批未释字被甲骨学者释读出来。

记者：2017年，甲骨文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目前，世界范围内对甲骨文研究有哪些突出成果？甲骨文对研究世界文明进程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一曼：自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以后，有一部分甲骨流往海外。目前，世界上收藏甲骨的国家有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俄罗斯、新加坡、瑞典、瑞士、法国等国家，收藏数量大概有26700片。

外国学者对甲骨文进行研究，取得许多重要成果，甲骨学也因此成为了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日本学者贝 茂树编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岛邦男编的《殷墟卜辞综类》，英国学者艾兰与李学勤、齐文心合著的《英国所藏甲骨录》，加拿大籍华人许进雄编的《明义士收藏甲骨文字》，法国学者雷焕章编的《法国所藏甲骨录》等，都是很有影响的甲骨文书籍。

甲骨文是汉字的鼻祖 ，它经历了三千多年岁月洗礼演变成独特的方块汉字。众所周知，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地区的先民曾创造出许多古老的文字，它们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标志。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印度的哈拉帕文字等。

但这几种文字早已失传，只有中国的汉字从甲骨文一直延续至今。这也是为什么甲骨文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世界记忆名录》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有了它，我们浩繁的史料和典籍，民族的记忆才得以延续，中华文明才得以传承至今。研究甲骨文，我们也可以了解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独特地位。

受访者简介：

刘一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刘娴) 【编辑: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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