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融为一体的统一性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高度凝练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其中第三个突出特性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这一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这一重要论述既有历史深度又有现实观照，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植根于悠久的历史传统，铸就了共同理想信念，启示我们凝心聚力，在新的起点上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兼容并蓄成就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从起源到形成、发展经过了“炎黄—华夏—中华”三个阶段。这里的“炎黄”是指以黄帝、炎帝部族为代表的时代，即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华夏”指的是以夏商周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早期发展阶段；“中华”指的是中华民族最终形成到发展、壮大的阶段，即秦汉及以后中华文明的成熟阶段。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中华文明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并起的，因地理分布等因素，不同文化区系之间很早就有了交流与碰撞，至少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逐步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进程中，各方文化相互交流、影响，形成了一个密切的交流网络，中原文化吸收来自各方的文化因素为己所用并由此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重组整合，产生了属于夏文化范畴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充分吸收了周边的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的“四方辐辏”证明在夏代已经形成了早期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是各大区系文明交汇以及文化交流互动的最终结果，也表明多元文化的兼容并蓄才能铸就一体格局的辉煌。与此同时，还可以看到，二里头文化作为东亚最早的“核心区”，一些重要的礼器系统通过“重组”后又传播至四面八方，体现了“中心”与“周边”的互动。秦汉以后中华文明的发展也是如此，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逐鹿中原”，政治、经济、文化密切交流，进一步奠定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中华民族有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各族先民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儒家“大一统”思想是凝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创造了多彩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其中，“大一统”是贯穿中国历史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的一条主线，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倡导“大一统”。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志在恢复先王之道，希望改变诸侯割据的乱局。在孔子看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施行的基础就是统一。

“大一统”思想是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理论基础。“大一统”来源于周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治思想和春秋时代周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乃至“陪臣执国命”的现实，目的在于恢复周王权威。随着时代的变迁，“大一统”的思想内涵不断丰富，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灭六国建立秦王朝，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大一统”观念逐渐衍生出“文化一统”“政治一统”“地域一统”和“民族一体”的新内涵。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谋求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历朝历代的中国人始终矢志不渝地追求统一、趋于统一、实现统一。

儒家“大一统”思想倡导的“家国天下”情怀是凝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石。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家庭伦理提升为社会伦理，强调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封建士大夫充分继承了这一传统，如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民族、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顾炎武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充分展现了其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大一统”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一直发挥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和独特的凝聚力，激励着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而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进行了深刻总结：“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国家统一占据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长时期的统一和安定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保障。五帝时代形成了较为强大的部落联盟，虽然统治区域有限，但都把“四海臣服”当作重要的治世理念。《尚书》记载尧之时“光被四表”“协和万邦”，舜之时“四罪而天下咸服”，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形态虽然不同于后世的中央集权，但通过“家天下”、内外服制度、分封制等措施有效加强了统治，维护了政权的统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秦王朝，此后的2000多年，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从时间上来看，封建王朝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及南宋等几个政权割据时期，大致有500多年，与2000多年的王朝历史相比，只占了约四分之一。从制度层面看，秦始皇推行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奠定了中国历史的统一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唐末五代宋辽金时期是政权割据的时代，代表的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在此之上产生了两次大的民族融合，催生了隋唐和元明清统一的政治格局。

统一的封建王朝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秦朝结束了春秋以来诸侯力战、民不聊生的局面；汉朝先后出现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光武中兴；唐代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大中之治，被后世称为“盛唐”；明代有洪武之治、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更是把封建王朝的政治文化推向高峰。这些盛世既是经济的，也是文化的，封建经济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族关系得到加强。历史不断证明，统一是中华文明的主流，统一则国家强、文化兴、人民安。

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

“国家统一”内涵丰富，包含“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等多个层面的内容。几千年来，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

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边疆治理。秦始皇为抵御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将战国时期各国的长城连接起来作为防御的重要屏障；汉代通过与匈奴的和亲加强边疆稳定，派民屯田，加强边境控制，与此同时坚决与侵扰边疆的势力进行军事斗争，维护了政权的稳定。唐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存在着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唐朝与这些政权之间既有军事斗争，又有友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太宗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以先进的文化、开明的政策影响了少数民族政权，实现了民族的团结和边疆的稳固。

明清开始，统治者还要面对境外势力的入侵，抵御外侮成为捍卫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方面。明代时，大批倭寇侵扰东南沿海，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倭斗争，涌现出戚继光、谭纶、俞大猷等一批民族英雄。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民族实体”转为“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成为各族人民普遍认同的称谓。在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强化，树立起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民族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才能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

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只有团结一心，才能凝心聚力，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辑:朱延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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