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优秀青年、当时崇明县最年轻的乡镇长、长期在领导岗位上的黄海盛由“好同志”成为“阶下囚”，令人唏嘘。30年从政生涯，他有近20年处在领导岗位上，正在人生得意时，却早早画下了句号。这一路上，在腐朽思想与侥幸心理的驱使下，黄海盛与组织越来越远，与不法商人越来越近，最终滑入了违法犯罪的深渊。
由风及腐，在吃喝玩乐中沦陷
黄海盛出生于一个普通职工家庭，中专毕业后，成为崇明县一名小学老师。那时候他家境一般，结婚时还住在租借的房屋里。1990年，他离开学校成为一名机关干部，在崇明县人民法院办公室任职。到机关工作后，黄海盛知道自己学历层次不够，在中专时学的又是书画方面的知识，为了赶上身边同事的步伐，他经常加班加点钻研工作。同时，他决心提升自己的学历水平，经过努力，他考了业余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平常上班、周末上学，黄海盛为了胜任本职工作花费了很大力气。
到法院工作不久，黄海盛逐渐脱颖而出。当时，单位开会的会标需要用毛笔字书写，搞宣传也要经常出板报，他的书画特长派上了用场，这些工作全都由他一人完成。由于工作积极上进，加之在干部职工中小有口碑，他很快受到县里领导的关注和重视。在法院工作6年后，黄海盛调任县政府办公室任秘书一职。
从1996年到2001年这五年时间，黄海盛熟知了县政府工作运转、政策制定等情况，深得领导信任，频繁参加各种会议、调研项目情况、协助工作推进。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黄海盛的身边慢慢出现了一些商人老板，有意无意地接近他，尝试与其拉关系、攀感情、套近乎。有的请他吃饭，有的请他喝酒，要和他“交朋友”。不论是旁敲侧击打听消息，还是嘘寒问暖拉近距离，黄海盛从未有过警觉，更谈不上警惕。“当时我心里一开始还有点担心，但转念一想，他们也没有什么有求于我，我也并没有什么职务之便给他们提供帮助，可能纯粹是为了和我交朋友，就放松了警惕。”黄海盛反思说，自此以后，他对于酒局饭局是来者不拒。一开始，一周去个一两次，后来越去越多、越去越经常。
规矩放下，就再也拿不起来了。黄海盛仕途顺风顺水，31岁提任副局长，34岁成长为当时崇明县最年轻的乡镇长。随着职务越来越高，围着他转的“朋友”越来越多，而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红包越拿越多。他逐渐成了“两面人”，尺度一松再松，规矩一放再放。“他们经常邀我吃饭喝酒，晚上再去KTV唱歌，并且这些都是他们买单。”黄海盛告诉办案人员，他很享受这样的感觉，遇到拉拢便沦陷其中。
观念跑偏，毫无纪律规矩意识
黄海盛从小喜欢舞文弄墨，在书法上更是下过一番苦功，通过努力还成为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在调任崇明县文广局局长后，他曾专门到北京拜师学艺，目的是提高自己的书画创作与作品鉴赏能力，方便与“文人墨客”打交道，结识更多的艺术家。书画专长加上文艺方面资源的积累，令他有些洋洋得意，自诩为“文化人”。而那些刻意与黄海盛结交的“朋友”们，了解他平时爱古玩、爱收藏，便专程登门拜访，要么是想让黄海盛这个“专家”帮忙购买名家真迹，要么是向其本人“求字求画”。
久而久之，黄海盛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没想到，一个局长的位置竟意外地让自己多了一门挣钱的“副业”。他开始做起了经营字画的行当，不管是同事同行，还是商人老板，一个个全变成了自己的“客户”。“这些售出的字画有的是黄海盛请到崇明采风的画家所作，有的是在展会中托人购买，全都是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办案人员介绍说。
2011年至2022年间，黄海盛利用职务便利或地位形成的影响力，违规经营字画并从中获利超过175万元。更有甚者，他竟然还将分管的业务自己发包、再自己承包。老板彭某承接了县文广局发包的工程项目后，黄海盛又从彭某处分包了宣传片制作的业务，一次便违规获利25万余元。
自古当官发财应两道。为了发财而当官，权力就会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容易走上腐化堕落的不归路，最终沦为党和人民的罪人。黄海盛不仅毫无纪律规矩意识，更在错误观念的指引下，为自己的违纪违法行为找出所谓的“充分理由”。
他认为，“文人”就应该不拘小节，并视一切条条框框为迂腐和俗气。“我虽然业余学习的法律专业，但我对法律、纪律这些枯燥的东西一向不重视，甚至长期忽视其存在。在我的骨子里，我喜欢文艺的浪漫、自由、放纵，所以人生轨迹离经叛道，从不规规矩矩。”黄海盛坦承道。
工作时间越长，他这种肆意妄为的性格就越是凸显。一方面，他自诩崇尚古代贤士“清净无为”“逍遥齐物”；另一方面，却把古代贤士的人格之美异化为对自己的纵容，纵欲、纵情、纵乐。一时间，欲望泛滥成灾。仅在2018年一年，黄海盛就6次接受商人老板的旅游安排，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而且几乎是逢周末就出游，逢假期就外出。
甘被围猎，带坏单位风气
黄海盛反思说，当所谓“好友”在生意上需要帮助时，自己毫不推辞，当他人向自己推荐出手阔绰的商人陆某时，他更是欣然接受、视为知己。在陆某拿到工程后向自己表示“感谢”时，更觉得这样才是“知恩图报”的“好哥们”。
办案人员介绍，区文广局和旅游局合并后，单位的工程项目也多了起来，这给本就四处寻找“生财之道”的黄海盛带来了更多可乘之机。
2018年至2020年间，区文旅局共发包了40多个工程项目，包括纪录片宣传片拍摄、系列书目策划、社区文化活动分中心建造、景区建设与改造等。在这两三年，相继有21个商人老板逢年过节就来给黄海盛送礼品礼金，同时，饭也吃、酒也喝、烟也收、表也拿，黄海盛违纪违法的数额不断增加。据统计，他收受的贿赂仅现金就多达357万余元。
“在工程项目多的时候，我把办公室当成了‘收费站’。”黄海盛忏悔道。这两三年时间里，他几乎是通过一个工程结识一个商人老板，而每个商人老板也懂得“意思意思”，逢年过节就来拜访走动，他的“朋友圈”随之迅速扩大。
这些商人老板对黄海盛的兴趣爱好了如指掌，然后投其所好。有的知道他喜欢练书法，就在自己公司里为其量身打造了一间书房，并且奉上高档烟、泡好上等茶，全程为他服务；有的知道他喜欢骑行，便提前为他买好专业的自行车；有的知道他儿子在国外留学，就专程送上美元、欧元等外币。
“身边交的朋友几乎全是跟自己有利益关系的商人老板。我知道他们和我交往的目的是获取工程项目，但是面对他们的殷勤关心和细心服务，感觉身心非常愉悦且乐在其中。”黄海盛说。
上梁不正下梁歪。黄海盛身为单位“一把手”，不仅没有带头廉洁自律，反而顶风违纪违法，败坏了整个单位的风气。正是由于黄海盛的乱作为，导致区文旅局的政治生态遭受严重破坏。他不仅常年收受自己下属的红包，还带着单位班子成员和部分科室负责人集体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既为商人老板站台，又因利益在老板与党员干部之间牵线搭桥。2023年4月，区文旅局有15人被查。
黄海盛从当年崇明县最年轻的乡镇长沦为人人唾弃的腐败分子，他早就把组织的信任和重托放在一边，早就把理想和信念抛到脑后，眼中看的是自己，心里装的是贪欲。
心存侥幸，一再错过组织挽救
组织不是没有给过黄海盛机会。2019年，崇明区纪委监委曾就相关问题对黄海盛进行函询，面对组织的提醒，他不仅不如实报告情况，还敷衍塞责。面对“是否有与商人交往密切”等问题，他矢口否认，回应说，“我与企业家一贯保持正当往来，所有工程、项目均严格按照招投标、政府采购、局班子会议‘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程序进行”。他自认为这样答复就可以瞒天过海，组织函询是“走走过场”。
2021年，区文旅局下属某公司原董事长杨某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区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黄海盛因负领导责任，再次被启动核查。也正是从2021年底开始，区纪委监委又陆续收到涉及黄海盛的问题线索，一直到他被立案审查调查前，有关举报信从未间断。
根据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组织在进行初步核实后，于2022年3月对其立案审查调查。根据审查调查情况，同年7月，黄海盛被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他回忆说，“我被撤职降级后，心想组织不会再追究了，又一次侥幸过关，终于‘软着陆’了。”
为了掩人耳目，不让自己所有的违纪违法行为败露，黄海盛在受到处分后开始盘点自己多年来的“经济账”，包括家庭收入、支出和违纪违法所得。他发现，在1000多万元存款中，有大部分无法讲清来源，便开始为自己寻找“合理借口”。
黄海盛认为，最好的借口就是“自己经营字画所得”。一来，字画买卖交易金额比较大，容易取信于人；二来，自己熟悉其中的“流程”，应对的时候会更加自如。于是，他找到堂哥黄某，商定把无法说明来源的家庭资产算作黄某委托其购买字画的“委托款”。黄海盛先后两次找到黄某串供，第一次双方约定“委托款”为700多万元；第二次，黄海盛在又一次盘完“账”后，告诉黄某要把数额增加到900多万元。他认为，只要双方咬定不松口，就会天衣无缝，事情就会“翻篇”过去。
黄海盛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了组织挽救。2022年11月，崇明区纪委监委对黄海盛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经查，黄海盛违反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涉嫌受贿犯罪。“就在我被留置后，还一度有侥幸心理，以为硬扛几天，经过几次讯问就会放我回家。”黄海盛说。
长期的侥幸心理和麻痹意识让黄海盛在犯罪的泥淖中越陷越深，他终将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黄海盛忏悔录(节选)
2022年11月15日，我接受组织审查调查并被留置，这一天，我50岁的生日刚过去13天。
五十而知天命。在知天命之年我的命运开始改写。我的前半生，求学、工作，虽然一路艰辛坎坷，也算小有作为。但是因为我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50岁开始我将为自己的错误付出惨重代价。我将离开体制和组织，离开多彩的社会和温暖的家庭，独自一人走上漫漫的牢狱生涯。这是我人生的极大悲哀，也是我咎由自取的苦果。
在组织的政治教育和挽救下，我从一开始的心里抗拒、无奈接受，到主动配合、自觉醒悟、深刻反省，我为自己的错误感到痛心疾首，每每陷入深深的自责中。我亲手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给党的声誉带来了严重影响，不仅自作自受，也连累了家人。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家人，我向党组织认错，向人民请罪。我愿意接受党组织的任何处理，接受法律的制裁。
我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根本原因在于自己的理想信念丧失，忘记了入党时的誓言，忘记了党章的明确要求，背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随着我岗位的变化，职务的升迁，权力的增大，我的理想信念不断地减弱，直至完全丧失，我在金钱面前没有挡住诱惑，使自己在政治上一步步蜕变，心理上失衡，行为上疯狂，彻底沦为一名可耻的犯罪分子。
随着理想信念的丧失，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也严重扭曲。我不再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只追求自己个人的利益，追求自己的精彩人生、快乐人生、享受人生。不再考虑党性修养、政治觉悟，满脑子都是一手抓工作，不至于失去岗位和权力，一手抓拼命挣钱，快活当下，也为晚年潇洒做准备。
我平时自认为是个“文化人”，因此在文化思想方面多方吸收，来者不拒。其中有很多封建思想糟粕和低俗文化对我影响很深，长期以来形成了我反叛、散漫的性格，与共产党员要求的政治素质和气质格格不入，这也是我跌入犯罪深渊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
从一开始的偷偷摸摸，到后来公然在办公室收受钱财、胆大妄为，都是因为长期的侥幸心理使自己逐渐麻木不仁、习以为常。所以，表面看，我的东窗事发是由下属企业负责人渎职和经济问题所牵连，似乎出于偶然，但实质上我的犯罪行为已经愈演愈烈，无法遮掩，出事是必然的。
人生不能重来，也没有后悔药。事已至此，再多悔恨的泪水也无法洗刷自己的罪恶，再多悔恨的言辞也挽回不了人生的败局。我知道，我面对的是纪律和法律的双重惩罚，我将被清除出党员队伍，将度过漫长而痛苦的监狱生活，让我永远记住这无比惨重的教训和代价。(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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