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工科理科化”

根据智联招聘最新报告，2023年应届毕业生中，来自工科专业的获聘比例遥遥领先于其他学科，达到56.9%。火热的数字背后，却依然难掩工科人才供需错配的困局。

去年，尹英从国内某重点高校工业设计专业本科毕业后，供职于国内一家头部车企，如今，他每天的工作是测试新车的性能。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学校的培养更注重学生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但这对于他这样本科毕业直接就业的学生帮助很小。在他看来，学校的每一门课程“留给学生思考和总结的时间特别少”，学生很难有足够时间去发现并解决实际问题。他认为，大学的一些培养内容脱离实践太远，“我现在的工作能力大都是自学得来的”。

王连是某能源企业的高级工程师，站在企业角度，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现在工科毕业生对工程的接受度、认知以及实际动手能力都太弱了，研究生的综合能力也就相当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工科本科生的水平。“我们一般不招应届本科毕业生，因为好几年都成长不起来，除非他已经在相关领域有三到五年的工作经历。真正适配我们的工程人才很稀缺。”

今年3月，多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包括曹德旺在内的数名企业家联名发文，呼吁扭转工程人才培养中的“工科理科化”现象，例如，教师宁愿或不得已在黑板上教修机器、教盖房子，也不愿或无法下车间、下工地去解决工程中的实际问题。本科生实践机会少，实践多停留在企业参观层面。文章称，如果不解决“屈从论文、难下工厂”的问题，“中国制造”极可能遭遇大面积空心化。

“只会纸上谈兵，也更喜欢纸上谈兵”

今年3月25日，在深圳举行的“首届南科大新工科教育论坛”的会场里，纪阳感受到现场的火药味。在企业家与校长对话环节，有企业家站起来说，企业招不到合适人才背后，有工程教育的问题。“当时就引发很多高校老师的讨论，有很多碰撞，有人提到‘工科理科化’这一概念和3月10日发表的联名文章。”

纪阳是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教授，也是国内信息技术新工科产学研联盟的理事，长期思考工程教育改革问题。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工科理科化”最主要的表现是工科课程体系“理科化”，重理论、轻实践的特征突出。

他介绍说，目前，国内工科本科生的课程体系一般是：大一公共基础课，大二专业基础课，大三专业课，大四除专业课外还需要下厂实习、做毕业设计，即先系统性地学习理论，到大三开始动手实践，大学后半段才建立起较为系统的工程认知。此时，学生即使在实践中意识到自身能力或知识方面的不足，也来不及补救。到大三大四，学生开始准备考研、出国和考公，无法真正把时间用于工程实践上。

纪阳分析说，这种教学安排下，学生大一、大二阶段课程中的理论知识量比较大，依赖短期记忆、通过考试拿到学分的学生，三个月左右就会将前一学期的大部分课程知识忘掉。当他们大三、大四寻找这些知识的用途时，早已忘得干干净净。

“很多学校甚至鼓励学生从大一大二就开始准备考研，工科考研侧重基础理论，不考察动手实践能力，进一步加剧了理科化趋势。”纪阳说。

对大多工科专业学生来说，大学期间，金工实习和进厂实习是少有的实践机会。已本科毕业两年的胡鸣曾就读于国内某重点理工类大学的化工工程与工艺专业。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大二上一门金工实习课，就在校内的一栋楼里“下厂”，每周花一天时间，上午理论培训，下午实际操作，实操既有传统金工实习要接触的车床、铣床和电焊，也有3D打印、激光雕刻等。但胡鸣觉得，这些实习更多是体验式的，对真正提高实践能力没太大帮助。这些训练和其他化工课程没有任何内在衔接，以后很难运用到化工行业。

大四时，胡鸣去山东一家化工原料厂实习，与金工实习相比，这次是真正的“下厂”。10天左右时间，胡鸣每天上午坐在会议室里开几小时会，听讲企业文化、化工工艺和安全注意事项，午饭前两小时是每天进入车间一线的仅有机会，但只是走马观花式的参观，“边走边听工厂负责人的讲解，和领导视察一样”。

“为什么一定要穿上工作服去到车间，亲自动手操作？因为学生只有自己动手去设计、拆装一个实物，真正参与实际生产流程，才能意识到理论与实践之间都有哪些差距。”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教务处处长殷国栋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他认为，实践能力对工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可以通过动手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这是一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一种系统性的思维方式。

殷国栋明显感觉，近几年，工科生的研究能力越来越停留在“仿真层面”，从海外回来的高级别人才也是如此。“他们用软件去做仿真计算都很好，但面对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时，可能会束手无策。”

倒退回30年前，一位参与签署联名文章的企业家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其本科实习时要完成两个任务：自己做一个收音机；把原始铁块“转化”成一个六角螺母。现在回想起来，这一过程中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机械的、构图的、设计的、精度的……他最重要的收获，是逐渐学会尊重工程。

在一项2005年由北京交通大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开展的“中国产学合作”研究中，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查建中等人指出，上世纪50~80年代，工科教育与产业的合作完全由政府有关部门通过下达指令来完成。随着改革的推进，学校无法再依靠政府的指令来安置学生实习，工科学生的产业实习受到很大冲击。2000年左右，全国对教育体制进行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大的调整，将所有政府工业部门所属院校划归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结束了长期存在的产业办教育分工不明确的局面，但这种归属权的转变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弱原部属高校与产业的天然联系。

“现在中国工科教育的很多问题，根源可以从历史中去找，校企合作不能建立在行政命令上，长期的制度惯性让一些高校很难主动与企业联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受美国影响，‘重科学轻工程’的思维开始流行，多种因素下，中国高等工科教育与实践脱节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工程教育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朱高峰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首任常务副院长，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研究工程教育。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工业的技术发展主要靠引进，但实际上引进的程度很浅，多数企业做不到引进后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因此，对于“能解决产业真实问题的高技术人才”，企业当时的需求并不迫切。但现在，中国已经进入新工业革命时代，很多“卡脖子”技术难题需要自己解决，对于高校输送人才的创新能力，企业自然要求越来越高，“工科理科化”的问题更加凸显。

前述企业家说，他现在最担忧的是：“工科理科化”不仅让学生养成了远离工程、不爱动手的习惯，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丧失了对工程的兴趣，不仅只会纸上谈兵，也更喜欢纸上谈兵。“我发现，我遇到的很多90后、00后都显露出一个共性：喜欢做软件，不愿做硬件，而且觉得写论文、做模型更高大上，工程实践就相对低级。”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边是企业对工科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边是工科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脱节，越来越多的学生在“逃离工科”。胡鸣发现，身边很多同学大二大三就计划转行去金融或者法律等专业。

7月6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说，教育教学和学科设置、结构要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既要保证匹配度，又要适度超前，这对高等教育结构、区域教育调整和布局提出了新要求。

“屈从论文，难下工厂”

“从前，教师在织布机上教织布，如今却变成在黑板上教纺纱。”2022年5月，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纺织大学校长徐卫林在《从师资源头破解工科理科化》一文中这样形容。

不仅学生存在“工科理科化”问题，在教师中间，这一现象更加严重。徐卫林指出，“工科理科化”最明显的表现，是教师用理论科学的方法解决工程问题，重视论文发表，忽视实践创新，导致学生的就业能力很难满足企业需求。此外，工科教师研究的项目很少来源于企业，导致人才培养“理科化”。

为何会如此？

公开报道中，较早提到“工科理科化”这一概念的是南京林业大学化工学院教授林中祥，2014年，他发表文章评论身边教师中愈演愈烈的“论文热”。他指出，随着SCI论文越来越值钱，目前已经成为高校考核大学教师的最重要的内容，工业项目在强大的论文与项目数面前，不堪一击。前述企业家感觉到，大约2013~2015年间，这种“工科理科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原因很简单，因为同一时期高校卷论文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他分析说。

为了追赶国际前沿科研水平，提高中国科学的影响力，从1990年起，国内高校开始为学者发表国际论文“按篇计价”，影响因子越高的期刊，奖金越多，论文狂热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达到最高点。

因此，纪阳指出，20年前老一辈高校教师并没有“屈从论文，难下工厂”的问题，但如今该问题却日益突出。多位受访教授反映，这些年引进的工科海外青年人才多数从来没动过手，会写论文，但一遇到企业实际问题，就一头雾水。

指挥棒的导向下，敢于啃“硬”骨头的老师越来越少。西安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桂小琰主要从事高速有线通信和无线通信集成电路设计方向的研究，属于高速模拟和射频高端芯片研发领域。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芯片研究领域科研和发表论文周期长、难度大，且影响因子较低。无法大量产出高水平论文意味着晋升受限、申报国家自然基金获资助可能性降低，就更无法开展科研和发表论文，恶性循环。除此之外，高端芯片领域教师即使发表论文，影响因子也无法和理科及材料等专业相比，在固态电路、微波技术等芯片相关的主要领域，期刊影响因子最高也只在6左右，最低的还不到3，“如果仅从影响因子的角度来评判科学研究的价值和影响力，则根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2018~2021年，教育部、科技部等多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想要改变“唯论文”趋势，提出要“破五唯”。自2017年国家新工科建设启动以来，高校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教师考核和评价体系更贴近工科特性。

殷国栋所在的东南大学，近几年机械工程学院招聘青年人才，答辩时更看重综合能力，以及是否和产业有过“真金白银”的合作，有没有帮产业解决真问题、推动产业化落地，“这些倾向性越来越强”。

但多位专家指出，这其中有一个绕不开的矛盾，“双一流”高校在招聘人才时都有一个很高的基线，尤其针对学历背景和科研成果，要想达成这些条件，本身就意味着应聘者此前在“理科化”环境中做得很好。因此，评价体系的改革是个系统问题，一些局部的微调无法撼动全局。

记者查阅多所以理工类学科为特色的“双一流”高校教师考核办法发现，不少高校虽然提出“对从事应用研究的教师主要考察创新性的技术贡献、经济社会贡献和行业影响”，但实际积分中，论文积分比例一般仍远远大于专利。以南京某高校为例，在三大顶刊上发表论文，一作一篇计2000分，二作是900 分，三作是400分，但最高级别的国际专利一项只有300分，普通专利是80分。科研项目类别中，可转化成积分的主要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专项、国家自然基金等，没有校企合作项目。也就是说，变化的确在发生，但根本的改变还没有出现。

专家指出，探究“工科理科化”背后的原因，不能仅看高校内部，还要考虑校际竞争以及高校与社会、政府间的互动。高校很看重大学排名、教育部的“双一流”评选和学科评估，因为直接关系到资源分配与高校的存亡，而这些评估目前还是以“科研为中心”。

“只要总的指挥棒还是趋于理科化方向，高校就不敢真的改。从高校到院系到教师，再到博士、硕士和本科生，所有人都围着这个指挥棒转，但很少见到什么指挥棒，是引导老师和学生下工厂解决实际问题的。”纪阳说。

西安交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未来技术学院副院长兰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重构评价体系的关键，不仅是具体指标怎么重新设置，更重要的是弄清楚评价主体到底是谁？工科是强应用学科，因此应进一步加强 “用户的评价”，比如企业或相关产业部门。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工业界、需求方需要深度参与整个评价体系的设计。“这些用户更在乎老师是否解决了真正的工程问题，仅用论文或研究方案来评价工科，就像病治得好不好，只看药方好不好。”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提出，改革现阶段，政府要思考，如何主动把市场需求变成指挥棒的规则，让大学按照市场规则去走，目前政府在这方面的动力还有待提升。

“先学后做”变为“边做边学”

工程教育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为课程教学中实践和理论如何交叉融合。

作为学校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试点，2021年，西安交大成立未来技术学院和现代产业学院。未来技术学院下设储能科学与工程、智能制造工程、人工智能和医工学四个专业方向，每个方向只招10人左右，采用本研贯通培养，传统工科课程体系被彻底重构。

以未来技术学院培养方案为例，本科阶段，最大变化是设置了29个项目学分，20多门实验课和金工实习被取消。从大一到大四，学生要先后参与到基础、初级、中级和高级的项目学习中。

西安交大电气工程学院教授宋政湘刚带完一门储能专业大二下的项目课。第一节课，他告诉学生本学期要做一个储能装置，要实现什么功能，需要哪些指标。第二节课，他介绍项目中涉及到的一些工具知识，比如设计电路板时可能用到的设计开发工具。此后，学生要自己学习相关的工具软件，并完成电路方案设计、电路板制作、焊接、调试，编写监测软件，最后进行测试，完成一个“小的产品”的研发全流程。项目所涉及的问题或来自教师正在研究的课题。

兰剑解释说，项目制培养模式的核心是“以问题为导向”。这种模式的难点是要把问题拆分成各个知识点，这些点可能涉及多个学科，具有交叉性，再围绕它们去重构整个课程体系。因此，问题的设计就很关键，既要有趣味性、前瞻性和挑战性，也要有足够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能把本科阶段需要的知识点全部覆盖。

以储能专业为例，兰剑分析说，项目制实质上是构建一种项目课程与理论课程的“双体系”培养方案。项目课程体系以“四个面向”为导向，从大一到研究生阶段，每学期设计纵向贯通式的科研项目体系，理论课程以横向支撑项目体系为目的，两个体系交互设计相互结合，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既培养学生科研和工程能力，又打牢学生的专业知识基础。

从全球来看，工程教育理论与实践融通的方式既包括基于项目的学习，也包括20世纪90年代末，麻省理工学院(MIT)推行的以实践为主导的CDIO课程模式，以及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推行的“三明治制”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推动校企紧密合作，共同培养人才。

项目牵引的培养模式，正是世界范围内“回归工程”改革的主要路径。简单说，这一模式是从“先学后做”变为“边做边学”。这一理念的极致践行者，是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美国欧林工学院。

1999年，正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担任工程系主任的理查德·米勒，来到远离波士顿市区的一处安静的山脚下，在用几辆拖车式活动房屋临时搭建起的教室里，15名男生、15名女生和他共同度过了一年。

这一年，没有任何课程，学生们只做了五六个实验，第一个是制作一台脉搏血氧仪。此前，学生对此没有任何知识储备。这些学生当年只有18岁，最基础的大学物理还没开始学习。但五周后，一台粗糙的、全身都是焊接痕迹的血氧仪被造了出来，而且和医院仪器的功能完全一样。

这些学生教会了米勒两件事：第一，工科学生无须学习两年的微积分和物理就能制造东西，这是工程师与科学家的区别，后者思考理论，工程师要学会造物；第二，工程包含知识，但不是一个知识体，工程是一个过程，是个迭代变化的过程。

这就是“欧林模式”的缘起，学校只设置了电气和计算机工程、机械工程和其他工程类三个专业，米勒是这所“小而美”学院的首任校长。从他开始，欧林工学院推动了一场针对美国乃至全球传统工程教育的颠覆性变革。2018年，MIT发布了一份全球性调研报告，评估最具影响力的“新型工科教育领导者”，大多受访专家列在首位的两所学校，除了MIT，就是欧林工学院。

但宋政湘表示，在中国，从小学到高中虽已在素质教育方面发力，但目前仍以偏向应试为主。欧林工学院那种“完全以项目为中心”的模式如果直接照搬进大学，不仅刚入校的学生可能接受起来存在一定困难，同时，大学在师资、场地、经费等方面也会面临一定问题，一定会水土不服，目前只能借鉴其一些内核。

多位专家分析说，以实践为主导的理念下，重构工程教育课程体系并非易事。除了项目、问题怎么设置，还涉及到对过去几百年形成的基础学科理论体系的打散，如何科学打散、重构知识体系是一个主要挑战。此外，是否打散理论体系一定更好，如何根据学生实时反馈，及时调整知识体系，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说到底，还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学生做一个项目，可能只有20%内容是老师教，剩下80%都在兴趣驱动下自主去学习。”纪阳说。

“双师制”的挑战

“欧林模式”的成功既得益于改革的彻底性，也因为它格外强调对现实世界问题的解决。一位欧林工学院学生毕业之前要完成25~35个项目，最牛的项目是大四一年的毕设，学生要到世界各地去，与真实的企业客户合作解决生产场景中特有的复杂问题，并创造出新产品，合作的企业包括波音、IBM、微软、百事等多家世界500强。

未来技术学院成立前，兰剑仔细调研了欧林工学院，他很快意识到，欧林工学院成功的最重要一个原因，是“引入了企业的力量”。

兰剑以储能专业为例，在设计项目课要解决的“真问题”时，储能企业会列出几个重大问题和攻克难点，其中可能有些是纯工程问题，有些涉及到更深的理论。但本科生基础还较弱，问题的难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如何做好平衡、把问题进一步提炼，这就是高校老师要做的工作。他需要从科学角度将企业的问题筛选和过滤，看哪些改造后可以让本科生处理。另外，学生进入项目给出反馈后，问题可能还需要不断调整，“这就要求高校和企业间进行一种持续的、频繁的互动”。

这是一种更加深度融合的“双师制”，也是破解“工科理科化”的重要一环，即产教融合。“以前企业导师主要参与研究生培养，现在，高校希望更进一步，让企业深度参与到本科人才培养的每一个环节中去，高校和企业双方坐到一起，共同设计培养方案、课程大纲和教学内容，乃至同上一堂课。”一位高校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认为，企业和高校的思维有很大区别，高校老师更关注技术本身，企业导师不仅要考虑技术实现的难易程度，还会考虑成本约束，因为他面向产品和市场。

作为某高校储能专业的企业导师，在王连的理解中，企业的优势是能及时掌握“市场想要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根据市场，对课程体系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比如需要补充哪些知识、哪些领域要更关注、课程如何衔接等，才能把学生“快速培养成工程技术应用型人才”。

不过，由于多年来的脱节，工程教育改革中的校企合作仍有诸多不足。王连参与过几次储能专业培养方案的讨论会，发现培养方案离产业需求仍有较大距离。他说，储能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动力工程、电气、控制科学、化学等多学科知识，这些知识目前虽然经过了重新组合，但综合协调性仍不够。“感觉还是更多按照单一学科的逻辑来设置。”他也承认，虽然被聘为企业导师，但目前参与本科过程中的培养不多，更多时候“只是把我的想法和需求和他们说一下”。

苏州茵络医疗董事长龚霄雁从2021年开始担任西安交大的企业导师，回国创业前，他曾在美国强生公司担任多年总工程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美国校企间的联合培养非常普遍，几乎每个暑假都有很多学生在企业里实习，而且一般会深度参与项目。在他看来，美国工业界对高校和学生都持非常开放的态度，其认为工程教育是整个工业体系的一部分，“企业的理念会更开阔”。中国企业也应认识到，高等工程教育改革是全社会的事，除了高校，企业也应主动参与。

事实上，国内“双师制”还面临着企业人员在高校现有评价体系下，难以恰当引入和评价，企业人员待遇如何落实等诸多挑战。

何为工程教育的本质？

在深圳参加完新工科教育论坛后，纪阳着手把这些年对“工程教育本质问题”的系统思考整理成文。今年5月，他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平联名发表了一篇《“工科理科化”盘根错节：如何以“范式转换”重构课程体系？》的文章。文章中提到，追本溯源，无论是“工科理科化”揭示的运行机制不合理，还是工科课程体系设计不合理，都与工程教育界对工程本体观的认识偏差有关。

简而言之，人们应如何认识工程，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现代工科教育的内核是什么？

纪阳解释说，按照传统工程本体论，工程是科学的应用，在此观念下，高校设计工科课程体系时，自然按照“先学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课、再训练工程应用”的次序进行。但新工程本体论强调，工程即造物，即工科不是某种科学知识的派生物，而是具有独立于科学的学科属性。

朱高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工科理科化”现象的本质，是中国的工程教育多年来没有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迄今为止大多数学校奉行不渝的“正统”仍是“理论主导”，一些改革者往往困扰于“理论课与实践课在课时上如何调整”。“回归工程”的实质，是必须明确以实践为主导，这是工程教育区别于传统科学教育、复归自身本质属性的关键所在。

“如果不触动课程体系，中国工程教育改革的空间将会非常有限，甚至可能把有用的理论给压缩掉。要调动改革的积极性，需要建立自上而下的宽松环境。”朱高峰说。纪阳也认为，以往的工程教育改革，都没有触碰到最本质的问题，因此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在原有框架下修修补补。

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已开始讨论新的工程本体论。当时，美国的工程教育正遭遇大范围质疑，与当下中国面临的困境类似，美国本科生学习大量艰深理论后，到大四才开始接触工程项目。自上世纪90年代，MIT时任校长提出“回归工程”口号后，美国高校近年来的改革也陷入泥淖，各种新的改革方案层出不穷。现实层面，多数学校确实添加了一些项目课，但所谓“项目”，只是对学期课程、考试的补充。

2021年，美国工程教育协会(ASEE)前任主席、辛辛那提大学工程教育系教授谢乐尔·索比联合ASEE多位专家发表了一篇文章《停留在1955 年，工程教育需要一场革命》。文章指出，1955年发布的《格林特报告》提出了“以科学为导向”的工程教育理念，该报告将钟摆从动手实践培训转移到理论和基于科学的工程，“我们相信，现在是时候将钟摆朝一个全新的方向移动——朝着更人性化的工程方法发展”。

《格林特报告》的发布，被认为是“工科理科化”的开端。自此后，“以科学为导向”的工程教育理念就深刻影响了美国乃至全世界大学的工程教育。

面向未来，工程教育到底应培养怎样的人才？

多位专家指出，工程教育内部是多层次、多样化的，不同院校对自身要有明确的定位。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类，工程教育可分成学术工程型、技术型与技能型三类。对应到国内，“双一流”高校、偏应用型的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工程学校的培养目标各不相同。对一些“双一流”高校，工程本科教育的目标不是为了满足企业需求而培养一般的工程技术人才，甚至不局限于工程师，而是能独当一面的领军人才和通用型人才。对这类人才，要强化理工结合、打好理科基础。

中国从2010年开始实行“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目的在于从本科开始培养面向新时代的创新性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目前，该计划已更新到3.0版本。另一边，为强化职业教育，“应用型本科”的概念在2019年被提出。朱高峰在2021年发表的论文《关于工程教育和一般教育问题的再思考》中对此提出疑问。他说，“应用型本科”和职业本科究竟有何区别？如果像西红柿和番茄一样指代同一事物，是否可以选择一个类似学名的标准提法？

2017年，美国工程教育协会发布 《工程本科教育的转型报告之二： 关于未来工程师的见解》，列出了21世纪所需要的“未来工程师”：他们要拥有工程、技术、科学和人文等领域的知识，也应具有广博的专业技能，合作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和领导力等。

对于前述问题，纪阳的回答是“面向适变”，在科技急速迭代的浪潮中，工程教育要培养学生快速面对挑战、适应变化的能力。欧林工学院首任校长米勒曾总结，21世纪的工程师必须是“工程创造者”，他们“有责任想象从未有过的东西”，并尽一切努力将愿景变为现实。他们不仅要成为“能预测、创造和发展新科学技术的应用科学家”，同时还是“项目管理者和组织领导者”。

朱高峰认为，关于工程教育，不能只限于高校和职教，要与基础教育形成联动。中国学生从小就缺乏动手实践能力的训练，“现在我们提出要从少年时期开始普及工程常识、培养工程意识”，“工程教育要进中小学”。

米勒接受采访时说，面对快速变化的工程技术产业，重要的不是学生学会某些具体知识，而是要教会他们学习的过程。“没人能预测五年或十年以后技术会如何发展，为了更好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今天的工程教育中，创造力与适应性至少与知识同样重要。”

(文中尹英、胡鸣、王连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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