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被拐孩子对亲生父母说“我恨你”

找了孙卓14年，孙海洋终于找到了儿子。

电视直播中一家三口抱头痛哭的场面令人动容。人们为一家人高兴，也为公安干警点赞。

高兴的氛围没有持续太久，人们的注意力便转移到几家人随后的生活中。

孙卓和同案被拐卖的符建涛，两个人都是从深圳被拐卖到了山东，均已在山东上学，养父母家还有兄弟姐妹，未来还要面临高考，接下来的生活是跟随亲生父母返回家乡，还是留在养父母身边继续生活？

媒体一遍遍追问孙海洋，孙海洋一遍遍说出那几个字：“我尊重孩子的决定”。

当镜头面对孙卓时，孙卓说：“说不上两边谁轻谁重”。

如很多网友所说的那样，孙海洋他们只是找回了被拐卖的儿童，却没有真正找回自己的孩子。

但事实上，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数字，却不知那是孩子14年的人生。

一个伪问题：到底回哪边？

回哪边？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所有拐卖儿童事件最终的落脚点。

寻亲者的身影过于伟岸，人们代入感很强，骑摩托车全国寻亲的郭刚堂，妻子在家只吃馒头蘸酱油，找儿子14年的孙海洋，通过电影《亲爱的》中张译的演绎让人记忆犹新。

每一个寻子背后的艰辛，都让人感受到了亲生父母的伟大和坚持，在这种血浓于水的感情纠葛中，大家都期盼着亲生父母都最终找到自己的孩子，相认后成为团圆的家庭。

孙海洋张贴寻子启示 图/视频截图

在寻亲的故事中，养父母的故事基本都是缺位的，所以人们并不知道养父母的故事，也无从带入和感受，当然，在法律上，养父母和人贩子发生经济交易最终促成了这样的惨剧，他们在伦理道德和法律上显然也不可能占据高地。

所以当认亲成功后，人们理所应当地会认为，被找到的孩子应该回到亲生父母家，不然就是对不起寻找自己多年的父母，对不起家庭，甚至对不起列祖列宗。

从郭刚堂的儿子郭新振，到孙海洋的儿子孙卓，舆论基本都是一边倒认为寻亲的父母不易，对孩子选择养父母的行为表示不理解。

“忘恩负义”这个词多次被提出，并获得支持。

孙卓甚至与同样被解救的符建涛一起，被一踩一捧，认为符建涛深明大义，认为孙卓忘恩负义。

事实上，在养育了自己14年的养父母家中，孙卓一直享受的都是被捧在手心的日子，他在家中的地位远高于两个姐姐，养父母也用尽自己最大努力，将他送到了阳谷县最好的高中，准备让他考取好大学。正是基于自己的情况，他在听到自己养父母将会被法律制裁的时候，他才会发出自己内心的话，“如果养父母被判刑的话，我会生气的。”

当孙卓说这话的时候，却没人代入他的内心，因为这种内心很难代入，孙海洋的寻亲是单一线索，且是简单独立的情感，这种情感人们很容易代入，坚持、勇敢、付出、奉献，这些词用在孙海洋身上一点都不为过。

孙卓回到老家 图/视频截图

但是孙卓面对情绪和境遇是复杂的，很难说这种情绪是喜悦，是感动，是憧憬，甚至说是幸福。更多的是一种困惑，这种困惑带来的强大不安全感，是非常难以代入的心境，毕竟每个人都有个寻找的经历，但绝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丢了十几年的经历。

在这样的情况下，孙卓说的话，却被放大了，这仅仅是一个刚满18岁的孩子。

往往这样的情况，最后妥协的都是亲生父母，他们已经失去过一次孩子，不想再失去一次。

寻子多年，换来一句“我恨你”

全国人大代表张宝艳发起的“宝贝回家”寻子公益网站至今已经帮助4000多个因拐破碎的家庭团员，在寻找亲人和找到亲人的过程中，张宝艳经历过太多悲喜。

被拐儿童和亲生父母之间的感情，是存在错位的。失去孩子的父母，因为愧疚、思念，往往会对孩子有着更加浓烈的感情。

“有很大一部分最终找到亲生父母的孩子，最终仍会选择留在养父母身边生活。”张宝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部分孩子中，绝大部分是已经成年或是较大的孩子，他们或是在养父母的生活半径中有了自己的工作甚至自己的家庭，或是在当地读书生活，有完整的交际圈子和生活习惯，虽然他们通过公安机关打拐专项行动和DNA配对得以和亲生父母相认，但是最终仍是选择熟悉的生活。”

“相比起年龄大的孩子，年龄小的孩子在被解救后往往会更容易融入亲生父母的家庭生活。”

张宝艳讲述了这样几个案例，曾经有一个母亲，经过志愿者和公安机关的努力，找到了自己的孩子，相认时，孩子是和养母一起来的，和亲生母亲简单相认后说：“行了吧，我走了。”随即挽着养母的胳膊，留给亲生母亲一个冷漠的背影。

还有一个孩子，和亲生父母相认后，回到了亲生父母家，但是因为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陌生的环境带来的巨大恐惧感和不安全感，拒绝交流、离家出走，甚至不惜绝食，最终亲生父母无奈驱车将孩子送回了养父母家。

甚至有孩子会对寻找自己多年的亲生父母说：“我恨你”。

为了不让一个悲剧的结束成为另外一个悲剧的开始，张宝艳总是会耐心地劝解找到孩子的父母，“千万不要着急，要给孩子留下余地，要给孩子空间，他们不可能立刻重新接受你，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一个物件。”

在张宝艳看来，无论发生了什么，在拐卖孩子的事件中，孩子是无可争议的受害者，要避免他们在认亲后受到二次伤害。

正因如此，我们才看到从郭刚堂到孙海洋，几位父亲口中的“尊重”，虽然人们都能看出他们的无奈和苦涩，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这并不见得是一个坏事。

张宝艳曾经解救过一个被拐的孩子，他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后，由于不适应，逃脱了家庭，给亲生父母留下一张纸条，“你们不要找我了，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随后离开。

逃离亲生父母家多年以后，那个孩子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成为了父亲，想起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主动联系了张宝艳，让她帮忙联系自己的亲生父母，希望能尽一份孝心。

“这个故事的过程显然是不美好的，但是从结果上看，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很多孩子虽然有了记忆、性格、习惯，但是价值观和世界观却没有完全建立，很多东西需要时间的调整和自己的积累，有的孩子通过自己的成长，最终寻求到了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之间的一个平衡，从结果上看，也是好的。”

但寻找到这样的结果，有的需要几年，有的则需要一辈子。

张宝艳说，虽然大部分被寻找到的被拐儿童，最终没有和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但是也并非都是极端案例，大部分孩子还是和亲生父母保持着相对良好的关系，只是选择了另外一份生活，这样的方式也并非坏事，双方也都获得了安慰。

很多人建议，通过心理辅导介入让孩子和家庭得到安慰和和解，但张宝艳却认为，这种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生活，不是聊个天，做个什么疗程就能解决的。

就像有人说的那样，每一个因拐而寻子的父母，最初的目的可能是家庭团圆，但最终的目的却是为了孩子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打碎他的人生。

围观者请退场

随着媒体功能的多样化，社交媒体的兴起，打拐的故事总会是诸多新闻中相对吸引眼球的那个，法律和道德，伦理和现实，孩子和大人，违法犯罪和案件侦破，这一堆堆具有矛盾冲击力的点，让受众不得不关注这样的事件。

而在寻亲过程中，丢失孩子的父母也必然需要求助媒体的帮助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和孩子的事情，毕竟在寻亲中，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都不应该被放过。

孙海洋一家接受采访 图/视频截图

每一个被关注到的多年寻亲的案例，都通过媒体获得了大量的关注，郭刚堂也好，孙海洋也罢，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媒体和围观者们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这种关注既真实推动了寻亲的过程，同时也给予了寻亲者一定的心理支撑。

“有那么多好心人在关注我，在关心我，每多一个人关注，我的孩子就多一份被找到的希望。”

但当孩子找到以后，这个属于媒体的故事就应该暂告一段落了，当然媒体可以持续指出曾经政策和法律之间待改善的环节以便未来更好地弥补，但对于事发的几个家庭来说，反而应该退场了。

不断地在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之间传话，不断地问及：“是否原谅？”“能不能宽恕？”“要不要严惩？”

去逼问孩子：“要在哪里生活？”“要考什么大学？”甚至“玩游戏是什么段位？”，这无形中会给孩子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

就像孙卓面对媒体时表达的那样，“我这几天就像是做梦一样，好几天之后才接受了这个事实。”虽然显然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仍处于高度自我保护的状态。

爱与恨对于孩子来说在此时此刻是非常复杂的，远没有网友那么旗帜鲜明，“都枪毙！都判刑！”

就像张宝艳说的那样，要留给几个家庭时间，更重要的是要留给孩子时间，请不要去打扰他们，媒体更不要因为自己在寻亲路上出过力，就觉得找到亲人后，对方应该为自己的流量和点击率“投桃报李”。

媒体始终应该是事件的旁观者和推动者，而不应该是私域事件的参与者。

至于那些围着孙海洋家堵门直播采访的博主，道理也是一样，为了这种一时的流量去骚扰一个情绪极度敏感、身心疲惫的家庭，这事本身也不怎么道德。情绪煽乎得越高，当事人越容易失落，越不容易最终得到美满的结果。

郭刚堂接受采访 图/视频截图

几个月前，郭刚堂和郭新振认亲结束后，记者想采访郭刚堂，他却已经悄然离开了，以前他为了找儿子，从不吝啬采访，多一次曝光机会，就多一线找到儿子的希望，而当找到儿子后，郭刚堂选择了沉默与消失来保护自己的孩子，他说孩子的压力比自己大。

围观者退场吧，剩下的事情留给时间和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