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情感、伦理和公共交往，为何无法转移到城市小区？

原标题：村庄的情感、伦理和公共交往，为何无法转移到城市小区？

对话徐前进，他提出我们需要关注自身用中国人的视野展示中国人的生活，而研究小区可以真切感受到实证的力量

《流动的丰盈：一个小区的日常景观》，犹如耗时多年给一个老旧小区拍摄的一部事无巨细的纪录片，多少让人想起王兵同样反映东北大变迁的鸿篇巨制《铁西区》。徐前进几乎将小区居民及其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记录了下来，在大量的信息积累之上寻找共性，挖掘出被忽视的、能够证明小区变化缘由的因素。这种“实践写作”，对启发我们重新设置看待小区的视角很有帮助。

第一财经专访了本书作者、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徐前进。

第一财经：你的“专业”是历史，为什么转向小区研究？

徐前进：在写作之前，我对这部作品或这种风格的价值也是不确定的。我的本职是研究历史，在长期的历史研究中，我获得了两个经验。第一个经验是要创造新的理论，提出新的问题，就要具备“无中生有”的能力，在平凡之处发现奇异，在表面上看不到问题的地方寻找问题，从而创造新的研究领域，或在一个既有的研究领域中发掘新的分析方法。

第二个经验是长期以来我对于宏观叙事的谨慎态度。人类社会的空间、事件与心理状况是极为复杂的，任何用概括或简化的方式阐释一个问题的尝试，可能都会面临一定的风险，即简化、扭曲或夸大。有时候，我们会认可一种历史宏观叙事的价值，但更多的是认可它的逻辑思辨能力，至于这种思辨是否能揭示历史真相，我们对此无从回答，因为逻辑、修辞有时会掩盖真相。

在一些具体、微小的领域，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事件逻辑和情感类别，在表述时准确地把握语言的广度和深度。依托这两个经验，我开始对一个现代城市小区作具体研究，重视个体的生活经验，以实践性的方式展示一个微小生活空间的状况。现代城市文明越进步，流动的力量越强大，但这个基础的生存空间并没有提供稳固个体情感的强大力量，传统时代的村庄所具有的情感、伦理和公共交往状态也无法转移到现代城市的小区里。

小时候我在农村生活，邻居家的孩子放学回家，他的妈妈不在家，他没有钥匙，就站在门前大喊：“妈妈，妈妈……”他不知道妈妈是否会听见，但路过的熟人会听见，这个消息就被带走并对外传播。差不多半个小时后，他的妈妈回来了：“有人说你在这里大叫，你不用叫，我在南边收拾麦子，钥匙在门后挂着，以后你自己开门。”

现代城市是一个流动的空间，既包括景观的流动，也包括人员的流动，以及个体心理的流动，如果传统时代小空间里熟悉、友好的氛围也能进入流动的城市小区，将是极为美好的前景。这个前景既是一种对城市居民日常感受力的突破，也是对现代城市理论的突破。所以，我的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从这个具体的空间中寻找这些陌生感、流动感的表现形式。我在历史研究领域中试着提出过一些新的观点或理论，但由于无法弥补的时空距离感，我不能确定这些观点或理论的价值。但在研究这个小区时，我真切感受到了实证的力量。

第一财经：在当今城市发展进程当中，你怎么看培育小区公共性的意义？

徐前进：我经常在课堂上与学生讨论人与制度的关系。我们努力学习知识，这些知识不一定让我们具有充分的公共性。知识储备多少，跟公共意识强不强，没有必然的关系。我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很多普通人，平凡、坚定，有公共关怀，更能维持人与制度的平衡状态。

当下小区的公共讨论机制是不完善的，我写的这个小区之所以仍旧处在有序的状态，一个主要原因是现代城市为之提供了一系列的制度支持。在强调小区问题的重要性之前，要先重视城市文明的重要性，城市是现代人的故乡。在文学领域，在怀旧与寻根的叙事结构中，城市往往会成为一个被质疑、被批评的角色。关于乡村的情感乌托邦逐渐获得了贬低现代城市文明的权力，现代城市文明在未来的叙事结构中随之失去了获得公平表达的机会。这种思路是不对的，因其忽视了城市文明的重要性。

就此而言，这本书的一个目的是想说明制度建设对于现代城市中“陌生人社会”的重要性。如果有一天，现代城市生活中具备了完善的制度，既包括宏观意义的制度，也包括微观意义的制度，那么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陌生感，以及流动性加剧带来的负面影响，就会被最大限度地降低。

社区政府对老旧小区的接管

第一财经：老旧小区是单位制的产物，有熟人社会作为基础。如果一直没有外力打扰，是不是这样的小区能一直自我生长下去？据你的观察，小区日常运行依靠的是什么力量？

徐前进：我住的这个老旧小区没有现代物业，居民也不用缴纳物业费，每年只需缴纳80元的卫生费。即使如此，这个小区仍旧处在有序的状态。公用电路、水、煤气、暖气管道经常出现问题，但总是被及时修理。根据我的判断，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改造计划，它会以一种缓慢变化的方式存在下去。

这种状况取决于中国基层的治理逻辑。社区政府已经将这个小区接管，并为之配备了六名专职工作人员，即“网格长”。他们为这个小区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负责各种各样的生活问题，日复一日，不厌其烦。以前我没有注意到这个群体，但当我在研究中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之后，我会感谢他们的工作。他们是这个小区有序存在的前提，我称之为“街头的政治家”或“日常生活的政治家”。

2020年春，疫情严重时，市政府决定封闭这个小区，在所有出入口设置铁网围栏，在临时出入口安置巡查人员，同时发放停车卡和出入卡；每家门口贴上公告，要求近期返回人员向社区报备，居家隔离14天；有困难的老人向社区申请帮助，获得米面粮油菜等基本生活物资。在零下20℃的严寒中，网格长每天提着这些物资，到处配送。在书中，我据此下了一个结论：“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小区，所有的事务基本上都有专门人员负责，或者是行政负责，或者是市场负责。如果市场机制不能解决问题，最终行政机制会承担过来。”

第一财经：你的书写持续了很长的年限跨度，长时间的观察是否使你对这个小区有更深的理解？有没有发生一些外部事件，比如小区被纳入大的城市规划范围，对你的研究过程产生意料之外的影响？

徐前进：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具有推动价值的事件。一是2016年我的孩子出生了，从那以后，只要天气好，我就会抱着她在小区里玩，接触了很多人，看到了很多事件从开始到结束，然后彻底消失的过程。由于照看孩子的需要，我观察这个小区的方式变了，从间断性的方式变成连续性和高密度的方式。我把在这个小区里经历的事情、听到的语言、看到的场景，都尽可能记录下来，我要避免它们的消失。

二是2017年市政府对这个小区进行大规模的修整，之前的公共景观几乎完全改变，街道重新铺设，各类管道全部更换，很多树被刨除，楼梯外墙加了一层保温层，又涂了防水涂料，现在看起来是崭新的。这是一种日常景观的改变。但对于我而言，在思想意义上，这是一个关于存在与记忆的问题：为什么长期存在的景观会突然消失，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8年来，我对这个小区有了三个特别深刻的印象。第一，这个小区是典型的现代陌生人社会。在空间意义上，这个小区是有存在特征的，但并没有形成情感、理性或感觉的共同体。如果没有社区政府的主导，这个小区可能会陷入失序的状态。

第二，社区政府为这个小区配备了大量的工作人员，他们承担了极为繁重的日常工作，但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微信群里经常有居民指责他们，但他们的态度是隐忍的。我将之归结为中国文化的宽容特质，小区这个微小空间展示了中国政治理念的一些本质问题。

第三，现代社会的陌生状态导致个体习惯于隐藏情感。在这个小区里，尽管人与人相互陌生，甚至他们有意制造陌生，但在一些突发事件中，人们会瞬间丢掉陌生，相互帮助。在危机时刻，人们可能有一种共同的心理，即帮助那些陷入困境中的人。

第一财经：你还写了一本《驶于当下：技术理性的个体化阐释》，对汽车作了日常实践研究。下一步你打算写什么对象？对小区的研究还会继续吗？

徐前进：“日常生活与档案生成”系列的第三部作品，将会涉及一个城市的日常景观，从中发掘现代精神的具体表达。城市是一个庞大的陌生人社会，一个不间断流动的社会。如何处理这些流动的景观，从中发掘现代中国的精神？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写作愿望。现代城市文明越进步，人与制度的关系会越近，人与人的关系会越远，这种写作的难度也会更大。

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关注自身，用中国人的视野展示中国人的生活。自从明清中西交往以来，西方人在游历中国后，会出版关于中国风俗的作品。这些作品越积越多，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解释中国历史的档案类别，即中国游记或中国见闻录。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也属于这类作品。但这是西方人对中国日常生活的解释，不是我们自己的解释。我们要阐释我们所亲历的当下，形成与西方人的游记或见闻录并立存在的类别，从而纠正中国问题在异域视野中的误读或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