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力军、王立科、龚道安、陈刚、周江勇等14虎出镜“大片”

1月15日至19日，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五集电视专题片《零容忍》播出，生动讲述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故事。

在专题片中，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贵州省政协原主席王富玉，中国科协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刚，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等14名省部级落马干部出镜忏悔。

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

2020年4月，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孙力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1年9月，孙力军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处分通报用词极为严厉，指其“背弃‘两个维护’，毫无‘四个意识’，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权力观、政绩观极度扭曲”。

专题片介绍，紧随孙力军之后，政法领域多名省部级干部先后被查处：龚道安，曾任公安部技术侦察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2021年2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邓恢林，曾任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2021年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王立科，曾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大连市公安局局长，江苏省副省长、省公安厅长，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21年9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刘新云，曾任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2021年8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顾桧介绍，孙力军从根子上就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他大学毕业之后，一开始跟着几个温州商人倒卖钢材，当时的追求就是挣钱买房买车。后来，他父亲找关系，将他安排到卫生部门工作，他又开始琢磨怎么利用卫生医药资源挣钱。这样，刚踏进公务员队伍，孙力军的权力观、政绩观就已发生了极度扭曲。

2008年，孙力军调到北京工作后，利用职权和影响力为多名不法商人做生意提供帮助，不法商人则为他送上巨额贿赂。专案组最终查获的孙力军赃款赃物，包括巨额现金、名贵手表、金银珠宝、年份茅台、高档手机、名贵普洱茶等各种财物。

2018年，孙力军坐上了公安部副部长位置，他自恃是公安部最年轻的党委委员、副部长，有他人不具备的政治潜力和优势，野心更加膨胀，大搞腐败，图谋更高的领导岗位。

孙力军为自己制订了一个“十五年规划”，争取要五年上一个台阶，并且在商人朋友之间吹嘘。他一边享受着吹捧，一边下定决心钻营，还经常向“小圈子”里的成员进行封官许愿。

孙力军政治团伙案是党的十八大后，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典型。目前，对孙力军政治团伙案的调查还在进行中，中央已决定对司法部原部长傅政华等人立案审查调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孙东升介绍，孙力军案件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案件，特别是这些人顶风违纪、知法犯法，结党营私，搞团团伙伙，贪污贿赂数额巨大，影响非常恶劣，这是十九大以来我们查处的最严重的案件之一，体现了党中央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和决心。

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

王立科，曾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大连市公安局局长，江苏省副省长、省公安厅长，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21年9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专题片介绍，上世纪90年代，王立科在家乡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县担任公安局副局长，结识了在当地“捞偏门”的娄河。此后20多年里，娄河从最初经营赌场，到发展成为暴力为祸当地的涉黑组织，再到发家后表面“洗白”转入地下，一路仰仗王立科的庇护，娄河累计送给王立科财物达8000多万元。

王立科打一开始进入警察队伍就动机不纯，这和他的家风家教有很大关系。王立科的父亲多年经商，当年是北镇首富，在当地深具影响力，他一门心思要让几个儿子做官。

王立科最初在房管所工作，父亲找关系将他送进警察队伍，又继续拉关系帮助他得到提拔。王立科从基层民警到派出所副所长、县公安局副局长、再到北宁市公安局局长、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背后都有父亲活动的影子。

王立科到了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位子上，父亲的人脉也基本到了头。但在父亲一路“教导”下，王立科早已出师。他一边利用权力帮多名老板办事，收受巨额贿赂，再用受贿所得继续行贿拉关系。他先是靠攀附时任辽宁省公安厅厅长李文喜，被提拔为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大连市公安局局长；之后在一次公务中，又认识了当时在公安部担任办公厅副主任的孙力军。

在王立科眼中，孙力军岗位重要、上升空间很大，于是借各种机会拉近关系。2011年，他在孙力军到辽宁出差期间，首次送上一张存有100万元的银行卡，孙力军毫不推辞就收下了，也意味着接纳了王立科。此后，王立科多次专程到北京等地“看望”孙力军，送上银行卡、美元、公司股份。

孙力军说：“他每年大概四五次来北京，每次都给我30万美金，放在一个小的海鲜盒里面。他每次来就说，我给你送点“小海鲜”，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王立科历年送给孙力军的“小海鲜”，到案发时累计折合人民币9000多万元，而孙力军也没有让他失望。

“他去了江苏当副省长、公安厅长，后来又当了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这一路我都提供了帮助。我把他当作自己人。”孙力军说。

上海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龚道安

龚道安，曾任公安部技术侦察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2021年2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专题片介绍，2010年，在全国地市公安局长培训班上，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进入了孙力军的视野。他感到龚道安业务能力出众，于是主动拉拢示好，通过积极推荐运作，使得龚道安被提任为公安部技侦局副局长，之后又陆续提任技侦局局长、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

“孙力军直接跟我说，愿不愿意到公安部来、到技侦局来？我也感觉得到，孙力军是起了重要作用的。”龚道安说。

孙力军在业务上需要利用龚道安，因此他对待龚道安的方式，和对待王立科截然相反。从王立科身上，孙力军是大肆收钱；而对龚道安，则反过来大把花钱收买人心。他从受贿所得中拿出大笔资金，为龚道安解决孩子住房、安排亲属工作等各方面问题，还给龚道安下属团队发“奖金”，促使龚道安不遗余力地为他效命。

龚道安不仅自己为孙力军效命，还帮孙力军经营充实“小圈子”，向孙力军推荐时任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局长邓恢林。孙力军帮助邓恢林先后提任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重庆市副市长。

山西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刘新云

刘新云，曾任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2021年8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专题片介绍，2014年，孙力军物色到了刘新云。刘新云原来是济南市公安局局长，一次公安部在山东有会议，刘新云负责安保，晚上主动到孙力军住所自我介绍，拉近关系。

孙力军也在物色“小圈子”成员，看到刘新云积极贴靠，马上心领神会。他向刘新云透露了当时正在查办的一起案件情况，既是炫耀自己能参与要案，也借此显示把刘新云列为了“自己人”。

“第一次见面就和我这么说，我当时就感到，这么重要的机密直接和我说，人家瞧得起咱。”刘新云说。

经孙力军运作，2014年12月，刘新云调任公安部网安局局长。他一到北京，孙力军就安排饭局，和其他“小圈子”成员给他接风。

刘新云私下向孙力军违规提供大量重要网络舆情；龚道安也同样向孙力军违规提供大量信息、汇报案件办理情况。他们违规提供给孙力军的材料，绝大部分孙力军无权知悉。

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

胡怀邦于2013年至2018年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2019年7月，胡怀邦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深刻反省，确实认识到自己所犯罪错的严重性、危害性。作为党员干部，收受财物而且数额特别巨大，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因为老百姓最恨的就是腐败。”胡怀邦忏悔道。

国家开发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地位特殊，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主业主责是服务国家战略。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启动深化国开行改革工作，就是明确要求国开行进一步聚焦服务国家战略，进一步压减商业性项目。胡怀邦作为国开行一把手，却公然违背党中央要求，抢在改革方案印发之前，帮助一家私营企业的商业性项目获取巨额贷款授信。

胡怀邦说：“开行改革方案，我是全程参与的。我知道这个改革方向，还是在改革方案下发之前，把他的贷款给批了，后来造成了不良贷款，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确实我应该承担责任。”

胡怀邦这样做，正是因为收受了这家私营企业的巨额贿赂，这家企业就是曾经盛极一时、如今已宣告破产的“华信系”。“华信系”掌门人叶简明和胡怀邦从结识到发生权钱交易，另一个人在其中充当了不光彩的“掮客”角色，那就是2017年落马的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叶简明和王三运早就有利益往来，后来经王三运介绍认识胡怀邦，并请王三运出面帮助自己提出请托事项。

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在2015年向国开行申请48亿美元的巨额贷款授信，叶简明再次请王三运出面，请托胡怀邦推动国开行批准这笔贷款授信。

经审查调查，王三运和胡怀邦各自从叶简明那里收受了数千万元巨额贿赂，胡怀邦用“一把手”的权力强力推动，使得国开行批准了这笔从一开始就潜藏重大风险、也明显不符合国开行定位的巨额贷款。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干部刘华松介绍，胡怀邦理想信念丧失，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都严重扭曲，他明知华信的业务并不属于国开行的贷款范围，但是他还要把它包装成、解读成一种政策性业务，其实这背后就是胡怀邦想利用他手中的金融资源与地方领导作结交、相勾连，甚至通过向一些所谓“神通广大”的老板进行利益输送，妄图给自己的个人仕途升迁铺路，以谋取更大的好处。

胡怀邦说：“金融业的高管，你打交道的人层面都比较高，人家私人飞机什么都有，所以自己就觉得心理上不平衡，意志薄弱，那就滑向深渊了。我忏悔书里边也写了一句话：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

随着叶简明于2018年涉嫌违法被调查，“华信系”迅速土崩瓦解，其经营中隐藏的诸多违法违规手段、靠高负债支撑的脆弱根基，都随着它的崩塌清晰地显现出来。如今它旗下71家公司已经合并破产，资产正在司法拍卖中。国开行至今有巨额贷款难以收回，给国家金融资产造成重大损失。

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

王富玉任省部级领导干部长达20余年，先后在海南、贵州担任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2018年退休。2021年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

“抓了我是对的，对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敲响了警钟，警示后来的干部不再有这类问题了。”王富玉说。

经审查调查，王富玉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在工程承揽、土地开发、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牟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专案组发现了多套涉案房产，有的是王富玉直接收受，有的是违纪违法所得购买，还有的是老板买下长期供他使用。王富玉在贵阳长期使用的一套豪华别墅，由关系密切的老板出资进行了高档装修，电影厅、健身房一应俱全，陈设细节无不讲究。

有意思的是，别墅客厅里满墙挂的文字，都在标榜自己心系百姓、淡泊名利。中间挂的是康熙年间一位知县的名言：“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两侧挂的是一名老板送给王富玉的一副对联：“做人好心洁如玉，为民精神富若仙”，煞费苦心地将“富玉”二字藏在对联中，对王富玉奉承吹捧。墙上文字和豪华别墅的反差，恰是王富玉“两面人”做派的生动写照。

在海南工作时，王富玉就开始收受大笔贿赂，而且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在境外留后路的想法，1995年就违规为本人和妻子女儿办理了移民手续，直到2009年他担心影响自己的前程才取消。

“我到了琼山做书记、市长的时候，思想上就对自己放松了，就让人家老板拿钱买房子了。”王富玉说，“在琼山拿人家钱，买了房子，又进了（海南）省委常委了，就没有敬畏了，拿纪律、拿法律不当回事儿，这就是我出问题的根本原因。”

2012年起，王富玉先后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主席，他感到这是退休前最后一站了，收钱敛财的行为更加疯狂。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强力反腐，各地都有省部级高官不断落马，连王富玉的弟弟都劝他考虑收手，他却仍然胆大妄为。

王富玉还通过儿子王斌收受巨额贿赂，也是打着王斌与人“合作”做生意的幌子。浙江一家从事园林绿化的私营企业就以这种方式向王斌输送利益6000多万，王富玉则帮助他承揽了一系列大型项目。

2021年11月30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王富玉一案。王富玉被起诉指控：1995年至2021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规划审批、职务调整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4.34亿元。2019至2020年离职后还利用影响力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1735万余元。王富玉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法庭将择期宣判。

“我不知道要钱干什么，我吃喝不愁啊。你要钱干什么，埋你啊！我现在知道我疯狂的贪欲登峰造极，但我不知道要钱为了什么。”王富玉忏悔道。

中国科协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刚

陈刚曾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他的突出问题是，利用规划审批这一重要权力进行权钱交易。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纪委陆续收到一些关于陈刚和老板交往密切、作风奢靡方面的问题反映，对陈刚进行了函询，陈刚全部予以否认。

2017年2月，陈刚被调到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工作，2018年又调整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陈刚意识到，组织可能进一步对他进行调查处理。

2018年整整一年，陈刚抱着自暴自弃的心态，过着自我毁灭式的生活。他不但不收敛不收手，反而变本加厉，疯狂收受近7000万元巨额贿赂，占他的总受贿额一半以上。同时，他内心又极度惶恐空虚，每天靠纵情声色享乐麻醉自己，多次想到主动投案。2019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因另一起案件，找陈刚核实情况时，他的一些异常言谈引起了专案组注意。

陈刚当时正处于矛盾纠结之中，既有交代的冲动，又举棋不定。专案组捕捉到了他的心态，立即对他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这场取证谈话，变成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攻坚战。

长达几个小时的深入谈话，促使陈刚当场下了主动投案的决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随后正式对陈刚立案审查调查。陈刚很快交代了自己所有违纪违法事实，涉及受贿金额达1.2亿元之多。但专案组察觉到，他当时的心态更多是希望通过主动交代争取从轻处理，对自身错误的反思却不够深入。

专案组和陈刚一起，对他过往的人生展开系统的梳理反思。陈刚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正赶上极佳的历史机遇。那时候，北京还只有三环路，地铁只有一、二号线，城市建设高速发展，急需高学历专业人才。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陈刚参加工作仅仅八年，就走到了北京市规划建设领域的主要领导岗位上，他当时也曾满怀激情，为能参与北京的建设心潮澎湃。

陈刚31岁成为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36岁成为北京市规划委主任，40岁成为北京市副市长，人生前半程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但回头看去，他才意识到自满懈怠也由此生长。

忽视了理想信念的锤炼，自然很难建立起拒腐防变的坚实防线。而陈刚手握规划审批权，又正值房地产业高速发展时期，在房地产商重点“围猎”下，陈刚逐渐失去了定力。老板从安排他吃请娱乐，发展到提供车辆、信用卡，再到直接送上房产、巨款；陈刚则利用职务便利，为老板在项目用地性质变更、规划设计方案审批、规划调整、项目审批验收等方面提供帮助。

2002年到2014年期间，陈刚为了满足自己的“设计梦”，让老板出资数千万元，分两期在北京怀柔为他建造了一座私家园林。由于这处园林违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在陈刚被查处后已经被拆除。该园林总占地面积109亩，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装饰奢华，内有中式四合院、西式临水全玻璃别墅、日式庭院等，建有半悬空的游泳池、人造白沙滩、影音室、按摩房等场所。建成之后，陈刚经常带家人亲友和商人老板来这里休闲娱乐，沉醉于自己打造的“品质生活”空间。

还有一件事陈刚也尤其悔恨，那是在2008年，和他关系密切的一名房地产老板，在北京黄金地段开发一处房产，陈刚看中了小区的环境位置，就要求老板为他盖了一座量身定制的别墅。他亲自修改图纸，将地上面积改为200多平米，以符合政策标准。实际上，他让老板建了两层地下室，地上地下总面积达800多平米。北京市有关部门来实地检查住房面积时，他安排老板精心遮挡通往地下室的楼梯电梯，伪装住房只有地上一层。

2021年2月，法院公开审理陈刚一案。法院认为，陈刚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2亿余元，构成受贿罪。鉴于他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构成自首，具有重大立功表现等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最终判决陈刚有期徒刑十五年。

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国强

刘国强曾任本溪钢铁集团总经理、本溪市政府市长、辽宁省政府副省长，2017年1月退休，2020年7月被审查调查。当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办理另一个案件过程中发现刘国强受贿线索，经初核后对刘国强采取留置措施。当时刘国强表态会向组织坦白全部问题，但实际上是避重就轻。

刘国强的问题其实相当严重，从2006年至2020年期间，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和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的财物折合人民币达3.5亿多元，受贿金额如此巨大，刘国强却在思想上掩耳盗铃，找借口自我麻痹。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赵锋介绍，刘国强的儿子与父亲隔空对话，问他爸爸说，收了这么多钱，你是享受了还是能带走，我们好好过日子不好吗？对他触动很大。

刘国强从最初抱有对抗情绪，到有所保留地一点点交代问题，到最终坦白了所有问题，并真诚地写出了对党和人民的忏悔书。

2021年8月，法院进行一审，检察机关起诉指控刘国强收受非法财物3.5亿余元，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将择期宣判。刘国强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服从任何判决。

“非常后悔，也很愧疚。法律给我什么惩罚，我认为都不过，都是应该的，我不上诉，完全服从法庭判决。”刘国强忏悔道。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刘川生

刘川生，2005年到2016年任职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2018年9月退休。2021年7月5日，她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主动投案，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首名被留置的中管高校“一把手”。

“为什么要主动投案，我觉得实质上我心里一直压了一块石头，只有早投案、早交代，才能早一点把心里的石头放下。”刘川生说。

2011年，刘川生的儿子留学归来，想在学前教育领域创业，但是既没有资金、场地，也没有经验、基础。刘川生就利用职权，违规让儿子在外使用北师大招牌开拓业务。当时，和北师大合作办学需经专门的合作办公室办理，有规定的程序，也需要向北师大缴纳一定费用。但刘川生却绕过了程序，安排下属违规帮儿子开办了第一所幼儿园。

到2015年，刘川生感到快退休了，决定趁着还有权力，为儿子彻底铺好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李明介绍，刘川生要求下属，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这么一个品牌，相当于一次性授权给她儿子的公司使用。

刘川生说：“签了一个协议，就是战略协议，他可以去挂牌，可以挂北师大幼儿园的牌，他就变成了代理商了，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这个所谓的“战略协议”，完全是违规私下签订的，并未经北师大认可。随后，刘川生儿子在全国多个地方开办了“北师大附属幼儿园”。

2017年，中央巡视组对北京师范大学党委进行巡视时，就收到了相关反映，巡视组明确指出合作办学等领域廉洁风险突出，要求立即整改。刘川生让儿子的机构摘掉了北师大品牌，认为就算“过关”了。2021年，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再次巡视北师大，也再次指出合作办学等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存在廉洁风险。刘川生看到消息后，思来想去，终于决定主动投案。

刘川生投案后，她儿子对其所属的教育机构严格整改，主动上缴违纪违法所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以事实为依据、以纪律法律为准绳，综合考虑违纪违法情节、危害程度、认错态度等，经报请党中央批准，2021年12月给予刘川生开除党籍处分，按六级职员调整其退休待遇。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白向群

白向群曾任乌海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副主席，2018年4月被审查调查，2019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向白向群行贿的37名老板中涉煤的多达20人。

白向群忏悔道：“内蒙古这样的资源富集地区，企业家给你行贿也好，送东西也好，诱惑确实很多。”白向群说，“最大的诱惑就是说了算，你为老板批这个，批那个，你抵御不了这种诱惑，最终的结果就上秦城。”

“我想掏心窝子说两句话，过去在外边，睡不着觉，特别是反腐高压下，要想睡好觉，有一个安心稳妥的明天和后天，赶紧该投案的投案，没干的千万别再干，干了的想法跟组织说吧。”白向群说。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呼和浩特市委原书记云光中

云光中曾任鄂尔多斯市市长、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19年6月被审查调查；2020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他受贿所得的近亿元财物中，收受一家涉煤企业的就达到3700余万元。

“近些年鄂尔多斯好多干部落马，我作为地方的“一把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自己又落马，这个教训特别深刻。”云光中说。

恒泰煤炭有限公司是鄂尔多斯市的一家私营企业，2010年该企业向鄂尔多斯市申请换一块储量更大、煤质更好的井田。为了获得时任鄂尔多斯市市长云光中的支持，公司老板托关系结识了云光中的儿子和妻子，上门后，云光中妻子给了他一个暗示。

涉案商人郝深海说：“去他们家，他夫人提出来说，这个房子院子里头有一个大的高压铁塔，说这个对人非常不好、睡眠不好什么的，就给我提示，就是有困难，不想在这儿住了。她这么说完以后，我就知道意思，回来就筹措了现金，直接送到他家里。”

郝深海再次上门时，用一口皮箱一次拖过去200万元现金。此后，他又多次向云光中妻子、儿子送钱送礼，总额近300万元。与此对应，恒泰公司顺利置换到一块优质井田。

“被围猎的不单是领导本身，领导的整个亲戚、朋友这个群体，他都要围猎你。结果是我这一代，包括我下一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把握住。”云光中说。

原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云公民

云公民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2019年10月被审查调查；2021年经法院一审公开审理，将择期宣判。法庭认定的受贿金额4个多亿中，绝大多数都与内蒙古相关。

云光中的儿子云磊和云公民的儿子云凯晨，曾经合伙做煤炭“生意”，实质上就是坐收父亲用权力换取的巨额贿赂。

云公民的儿子云凯晨在内蒙古涉足房地产、道路工程建设，云公民一方面给地方官员打招呼帮助儿子拿地，一方面指示华电集团下属煤业公司在儿子公司团购住房，让儿子迅速积累巨额财富。

“其实我没做过生意，我也根本不会，鄂尔多斯的很多官员都是我爸的老部下，所以就很方便，我们进行土地开发什么的，就给我们开绿灯，做了很多违规的事儿。”云公民之子云凯晨说。

云公民还直接利用央企领导的职权为家族牟利。比如乌兰察布市运煤公路项目，云凯晨名义上与另一家公司合作建设，实际只是通过父亲的权力，从华电集团下属的信托公司获取3个亿的贷款，就分得了项目一半的利润。

“我利用职权纵容他们，我儿子、姑娘做煤炭生意，很明显就是我的人脉关系。”云公民说。

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

周江勇，党的十八大之后曾在浙江省舟山市、温州市、杭州市多地担任“一把手”。2021年8月，在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任上，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

周江勇和他的弟弟周健勇一个从政、一个经商，利用公权力为弟弟经商提供帮助。他的弟弟周健勇是上海理工大学教师，却并不安于立德树人本职，内心羡慕商界成功人士的生活。2006年，他就兼职办起了一家化工企业，起步地点就选在了周江勇当时担任一把手的宁波市象山县，原因不言自明。

“弟弟要经商办企业，给他介绍一家企业去合作。就是因为我牵过那个线，然后就慢慢地……这是祸根啊。”周江勇说。

周江勇、周健勇兄弟攫取的第一桶金就建立在权钱交易的基础上。这家民营企业在周江勇授意下，和周健勇“合作”开办了宁波翔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所谓“合作”其实只是幌子，很快翔润石化公司变成周健勇独立承包，但依然长期免费使用这家民营企业的土地、厂房和设备。通过免除租赁使用费的方式，多年来，这家民营企业向周江勇兄弟输送利益达七百多万元。与此对应，周江勇则利用职权，为该公司在获取土地等方面提供帮助。

周健勇经商办企业，其实既没有资金基础，也没有技术优势，更没有经营才能，但他却有恃无恐，一心认为能依靠哥哥做大做强。他继而又和同乡周文勇等人以“合作”名义开办了第二家企业：永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周健勇占股40%，实际上他应付的注册资金和增资款共计1400多万元，全是周文勇代他支付的。这些老板之所以愿意出巨资和周健勇“合作”，目的也是想攀上周江勇这个靠山。

周江勇也的确不遗余力，为弟弟的关联企业充当靠山。他不仅在企业经营方面提供帮助，甚至干预司法，帮助永润公司在环境污染案中逃避刑事处罚。2014年，永润公司为了节省成本，违规将炼油后的废渣交给没有资质的企业“处理”，实际就是运到山东倾倒在了农田里。山东警方正式立案，追溯源头查到了永润公司，周江勇为了让弟弟的公司获得轻处理，于是利用职务影响力，抢夺案件管辖权，让宁波当地警方立案调查。

周健勇投身商海，也给了各路商人顺理成章利用他围猎周江勇的机会。一家建筑公司老板史时红就是其中之一。史时红主动找关系结识了周健勇，周健勇也就通过哥哥帮史时红承揽工程，兄弟共同收受巨额贿赂，再投入家族企业作为资本。从2013年到2017年期间，周江勇先后在涉及舟山、温州的多个项目中，按照周健勇传达的请托，为史时红提供帮助，周健勇则先后八次以“借款”为名收受史时红所送的钱财，总计金额达9000多万元。

“最终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都由我而起，没有我的权力，他（周健勇）什么都不是，没有我的牵线，他什么也干不了。”周江勇说。

2017年，周健勇在宁波和人合资创办优城联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对外宣称是一家聚焦“地铁互联网+”的高新科技公司，其实核心资源还是他哥哥周江勇的权力。通过周江勇打招呼，优城联合与宁波地铁进行合作，第一笔业务就拿到了宁波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统筹权。

2017年2月，周江勇调任温州市委书记，2018年，周健勇通过他打招呼，优城联合获得了温州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部分项目；2019年周江勇调任杭州市委书记，2019年11月，优城联合公司又作为大股东投资创立了杭铁优城科技有限公司，打算在杭州进一步拓展业务。在这个过程中，周健勇也热衷于结交各路老板，表面是推销高新科技概念，实际是兜售周江勇的权力。一些企业也希望通过周健勇绑定周江勇，于是就采取“低值高投”的方式，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购入周健勇公司的部分股权，周江勇则为这些企业在获取低价土地、优惠政策等方面提供帮助。

“从我的这个案件来说，现在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痛悔不已，这个是真的真的非常痛苦。”周江勇忏悔道。

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

2020年3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严重违反党的多项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予以开除党籍和公职处分，移送司法机关。2020年12月，法院判处张琦无期徒刑。经查，他利用职权为他人在土地开发、项目承揽、工程推进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受贿达1.07亿余元。

张琦是1988年在“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号召下，辞去安徽老家的工作来海南发展的，当年20多岁的他也曾满怀激情，希望在这里干出一番事业。他从基层做起，几十年里一步步晋升，历任儋州、三亚、海口多地市委书记，却也在权力增长的过程中，渐渐丢失了当年闯海南的初心。

在权钱交易途径上，张琦受贿的1亿余元中，本人直接收受的不到200万元，其余都是通过妻子儿子来收受的，而且拿“经营投资”当幌子。张琦的妻子钱玲早年就下海经商，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明令禁止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张琦安排妻子表面上和公司撇清关系，实际上藏身幕后控制。

他担任三亚市委书记期间，启动一条主干道的景观提升工程，这个标的额数亿元的工程，中标企业董事长张海林正是和张琦有利益往来的关系户。一方面，张琦让妻子在“炒股”、“理财”等貌似合法经济行为包装下，从张海林的企业收受上千万元贿赂；另一方面，他则通过表面合规的招投标程序，来掩盖收钱为张海林批项目的实质。

除了妻子，张琦还将儿子张岩也拉进了权钱交易之中。张岩早年留学加拿大，2012年，张琦出国参加了儿子大学毕业典礼，并让儿子首次收受了陪同前往的一名老板送上的“生活费”。

张岩回国后提出想做生意，张琦就介绍各路老板给他认识，并再次向老板“借款”给儿子作为本钱。海南建丰旅业开发公司实际控制人罗海强就“借”给了张岩3000万元，作为回报，张琦为罗海强的企业在推进征地拆迁上提供帮助，这些所谓的“借款”，自然都没有还。张岩很快就习惯了倚仗父亲不劳而获，也开始主动向老板索要。他往返于中国、加拿大之间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刘立锋介绍，张琦的儿子在加拿大生活期间，跟老板索要钱财，要几十万加币购买豪车，没几天这个车撞了，又去跟人家要十几万加币修车。

张琦还让海南恒瑞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老板陈学辉出资，在海口和深圳为儿子购买了两套房产，深圳的这套海景房购买价格就达到3500万元。张琦则利用职权，帮陈学辉的公司在承揽项目、解决土地纠纷等方面提供帮助。为了掩人耳目，房产一直放在陈学辉公司名下不办理过户，2019年，张琦感到组织在调查自己，又安排陈学辉多方进行掩盖。

2019年9月，张琦被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由于他儿子涉案金额巨大，中国向全球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张琦这才深感后悔。

张岩至今背负红通在海外东躲西藏，在张琦授意下外逃的多名老板却很快认清了形势，纷纷主动回国配合调查。

“是我毁了这个家庭，本来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美满的四代同堂的家庭，现在支离破碎。作为一个男人，要忠孝吧，我现在不仅不能为国家尽忠，而且成了国家的罪人，尽孝也尽不了。”张琦忏悔道。

此外，在该专题片中，江西省原副省长李贻煌，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等人也出镜忏悔，片中还公布了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鲁炜等人的忏悔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