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廿征程 南雍回眸】从传播新知到科学救国——中国科学社与南大

来源:南京大学

国以史明鉴，校以史明志。百廿荣光不负弦诵，百廿风雨作育英才。一代代南大人在延绵不绝的时间长河里，镌刻着光华璀璨的独特印记。

诚朴始先哲，励学启后贤。在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来临之际，南大官微特别推出“百廿征程 南雍回眸”专栏，带你一起回眸校史，感受源远流长的南雍底蕴，触摸旧时光里的不老传奇，读懂南大人的精气神。

|

HISTORICAL

任鸿隽、竺可桢、熊庆来、茅以升、陶行知……

这些赫赫有名的大咖前辈

都曾受聘于南京大学的前身

——南高师、东大

但除此之外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的身份

——中国科学社社员

中国科学社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综合性自然科学民间社团，1914年6月10日由赵元任、任鸿隽等9名学者创建，其宗旨为“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下设《科学》月刊。

20世纪初,中国科学社社址一度设于南高师校内，科学社发起人任鸿隽、秉志、胡明复、杨杏佛、周仁等人均受聘于南高师、东大。中国科学社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科学团体，国立东南大学更以科学名世。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科学社秉持“科学救国”的理念，留下了一段长达46年的历史佳话。

内外交困、艰难起步

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急剧加深，维新运动兴起，“科学救国”思潮浓厚。留学生们认识到必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才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于是立志创办一本科学刊物在国内发行，以“提倡科学，促进实业”。在此“内外交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科学社应运而生。

191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第一届董事会摄影。

上排：秉 志  任鸿隽  胡明复

下排：赵元任  周 仁

科学社起初仿照“集股公司”的形式，社员入社时需缴纳股金5元，作为发刊资本。为筹集刊物资金，赵元任和邓宗瀛还曾发起一个经济上的节食竞赛，每天5角或每天3角。1915年1月，在美国编辑的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在国内发行。该刊首先改竖排为横排，改句读为标点，并采用白话文，改变了中国传统出版物的形式，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创举。

杂志发行后不久，便有社员觉得要振兴中国之科学，仅仅靠发行一种期刊是不够的。于是在社员邹应萱的提议下，1915年10月25日，公司性质的科学社改组为学会性质，并改名为“中国科学社”。任鸿隽与赵元任分别担社长、书记职务。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中国。

集合众力、招贤纳士

在一批又一批科学社成员的艰辛努力下，科学社的组织不断壮大、事业不断拓展，到1949年，中国科学社已发展成为国内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学术团体。社员人数从1914年的35名，发展到1949年的3776名。

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时期，这里曾经是中国科学社骨干成员的云集之所，被时人称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南高与科学社同年成立，因南高聚集了较多科学社成员，所以与科学社结缘最深。郭秉文，1915年受聘南高教务长，1919年出任南高校长，1920年南高改组东大时出任东大校长。由于郭秉文在留美期间交游广泛，因此，在他的号召之下，从1915年起在美国完成学业陆续学成回国的科学社成员，不少人应其之邀到南高任教。

1920年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组为东南大学，其骨干教师中，相当多的都是科学社的社员。如文科有梅光迪、柳贻征等，理科有任鸿隽、竺可桢、熊庆来等，农科有邹秉文、秉志等，工科有茅以升、涂羽卿等，商科有杨杏佛、胡明复等，教育科有陶行知、陈鹤琴等。

有这么多有真知灼见的科学社成员聚集在南高及其改组后的东南大学，使这所大学一时校誉鹊起，当时的评价是“北大以人文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他们为南高、东大的迅速崛起，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例如，邹秉文，创办了东大农科；熊庆来，创建了东大数学系；秉志，创建了生物学系；胡刚复，创建了物理学系等。

“为学之道，求真致用”

46年中，科学社所从事的事业包括发行刊物、设立生物研究所、举办科学展览、展开科学教育、参加国际科学会议等十项内容。其中，《科学》是中国科学社最先创办的杂志，是中国科学社的机关报，也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创刊最早、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科学期刊。《科学》在发刊例言中申明自己要遵循的传播科学之道：“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

《科学》杂志

科学救国、薪火相传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科学社不仅致力于学术研究、科学普及和服务地方的工作，还从民族大义出发，积极协助抗战救国与抗战建国。如在上海“孤岛”期间，中国科学社通过《科学》《科学画报》《申报》等媒介宣扬科学抗战，多次召开联合年会，为抗战救国献计献策。抗战期间，与中国科学社一生相守的秉志为躲避日军的骚扰，改名翟际潜，化名骥千、伏枥，多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日军侵略暴行。

身为中国科学社旗帜的《科学》月刊，因稿源短缺、印刷成本不足、流通渠道受阻等原因陷入危局。在此危局之下，科学社坚信如果《科学》停刊，将“以致莘莘学子，平日所恃为知识资粮者，一旦中断，其为打击，与所受影响，更非物质损失，所可比拟”。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科学》月刊才得以“勉力支持，得不中断，继续为科学界服务略尽非常时期之义务”，薪火不绝。

正如中国科学社发起人之一任鸿隽所说，《科学》的发行“不过是一班书呆子想就个人能力所及对于国家社会奉承一点贡献，他们做文章，做事务，不但不希望物质报酬，有时还得自己补贴一点费用”。此语堪称是对中国科学社精神最好的总结。作为一个私人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不仅担负起领导全国科学事业之责，还践行了科学报国、科学救国、科学建国这一箴言。解放后，中国科学社仍然同其他科学社团一道继续为中国的科学事业而工作。1960年5月4日向上海科协办妥一切移交事宜后，中国科学社光荣地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中国科学社的使命已经结束，吾辈的使命却仍在肩上。南京大学始终牢记科教兴国使命，积极响应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着力深化专业体系与科研创新体系、学科交叉群的融合，以优势文理科来支撑现代新工科、新医科发展，以文理工医协调与特色发展的学科体系与科研创新体系来支撑相互关联、相互通达的高水平专业体系，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氛围，为建设“第一个南大”不断奋斗。

从传播新知到科学救国，

中国科学社的精神薪火相传，

将引领一代又一代南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