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型数字经济制度体系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某公司车间，工作人员运用智能识别技术，实现柔性化生产。（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前，世界各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越来越表现为制度体系的竞争。数字经济制度体系的构建，已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领域。在奔向2035年的新发展格局中，数字经济既要实现跨越式发展，也要实现规范和安全发展，需要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作为保障。

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刘西友撰写的《新治理：数字经济的制度建设与未来发展》（以下简称《新治理》）一书，理清发展与监管的关系，从激励和约束两个维度，考察我国数字经济制度体系的构建思路，探寻了数字经济制度体系创新的方向和路径。

激发消费，拉动投资，创造就业，增强创新力和竞争力，数字经济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62万亿元增长到39.2万亿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排名全球第二。数字技术支撑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

数字经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数字经济，正在改变人类的工作和生活模式。

在数字经济形态下，数据作为关键性生产要素，引发市场规则、组织结构、信用关系、产权制度、激励机制等方面发生根本性变化。对此，《新治理》从五大发展理念方面，探讨了数字经济的功能和作用。

——创新的新动力和新起点。数字经济有力优化创新过程，加速创新迭代，具有“创造性破坏”属性。以平台建设为例，平台已成为数字经济领域常见的一种商业模式和生产组织形态，打破了企业自身资源和能力对持续成长的束缚。因此，数字经济“可培育新业态，形成新经济、新动能，也可改造生产方式、销售渠道和消费模式”。

——协调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的协调性特征，不但体现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三者的关系上，还体现在对新兴产业的驱动和对传统产业的带动上，体现在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专家认为，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对传统行业格局和区域发展来说，无疑是“全方位重塑”。

——引领绿色发展的新路径。与土地、森林、矿产等传统资源相比，数据资源不会枯竭，是一种高附加值、低污染的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电信联盟估计，信息通信技术能帮助全球减少15%到40%的碳排放。在促进传统产业实现绿色节能、加快绿色型经济构建方面，数字经济发挥着引领作用。

——具有开放性。数字经济加快了商品和生产要素之间的跨界流动，把空间地理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制约降低到最小程度，使不同地区价值链的部分或整体实现数字化，时空距离与信息不对称对国际投资的束缚由此减缓。

——体现共享理念。以数字化平台为支撑，数字经济支持了大规模的草根创新创业活动，带动了就业，繁荣了经济，推动乡村振兴向纵深发展。而激发大众创业，“是数字经济释放高质量发展红利的重要机制”。

从内生性方面培育、构建数字经济制度体系，发挥激励促进功能

当前，世界各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作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形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参与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新领域，数字经济需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探索符合数字经济运行规律和趋势的制度体系，已成为数字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新治理》针对数字经济制度体系建设中的薄弱环节，提出“适度扩大数字经济制度激励发挥作用的范围，在产权制度、规划制度、创新制度等方面，增设和完善具体而多元的制度措施”，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关键。

如何完善产权制度？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王伟玲提出，“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体制，强化信息产权保护，加强信息公开和数据开放，鼓励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

而关于规划制度方面，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惠志斌提出，“围绕5G网络部署、技术创新、应用示范、产业布局、安全监管进行总体规划，引导国内外企业、研究机构共同打造5G创新链、产业链和生态链”。

核心技术、原创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受制于人，是当前制约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隐患。因此，在创新制度方面，本书建议抓住核心技术攻关这个“牛鼻子”，加快形成自主可控、安全稳定的核心技术创新体系，“力推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的创新，减少封闭式、重复性的自主创新”。

数字经济的强力引擎是数字化转型，尤其是企业数字化。我国企业数字化虽然有明显发展，但仍然面临不小挑战。重点领域的企业数控化率达到了55.4%，数据工具的应用达到了74%，不过，工业互联网的应用还处于相对初步的阶段。因此，本书提出，“必须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优先位置”，从而实现技术、资本、人才、管理等创新要素与创业企业有效结合。

总的来看，在数字创新方面发挥激励作用，需要从内生性方面培育、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协同的制度体系，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物质基础、现实情况、问题挑战有基本了解。必须注意的是，“在数字经济的一些具体领域与环节，制度激励往往成为辅助的次要功能，完全意义上的激励制度往往很少”，在这种情况下，“数字经济制度激励约束功能的合力就很难充分发挥”。

政府主导、企业履责、社会监督，多元主体参与治理体系引导和规范数字经济发展

当前，数字经济涵盖的范围和主体不断增加，提升了数字经济的复杂性。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正衍生为社会公共治理范式，相关风险可从经济领域传导至社会领域。在信用关系、工业互联网、安全监管、“数字鸿沟”、就业结构等方面，有关方面应对新经济形态的治理能力有待提升，这对既有的政府监管效能带来了挑战。

《新治理》梳理了数字经济的种种前景，指出应发挥税收征管、公平竞争、测试考核和安全保障等制度的约束作用，“构建激励约束相容的数字经济规则体系，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经济生态”。

去年以来，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密集出台，数字经济治理法律体系逐渐完善。今年初出台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了“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的发展目标，提出“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参与、法治保障的数字经济治理格局”，为数字经济治理明确了方向。

如何以制度约束来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规划》指出，“协调统一的数字经济治理框架和规则体系基本建立，跨部门、跨地区的协同监管机制基本健全。政府数字化监管能力显著增强，行业和市场监管水平大幅提升”“明晰主管部门、监管机构职责，强化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同监管，明确监管范围和统一规则，加强分工合作与协调配合”。

数字经济的创新治理，需要在探索中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须知，技术创新引发制度创新，同时也需要制度支持。制度创新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新技术的应用也有助于改善数字经济制度的运行环境。正如本书所言，数字经济的“规范健康可持续”，必须尽快构建科学合理的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既要“科学监管”，更要“积极发展”。这既是现实需求，也是责任使然。（作者： 李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