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反恐20年扔肆虐:“法国制造”的极端分子

原标题：全球反恐20年｜法国：共和之下，“法国制造”的极端分子

20年前的9月11日，美国纽约的世贸大厦遭两架飞机撞击轰然倒塌，举世震惊。美国、无数受牵连的民众，乃至整个世界的运行轨迹都因之而改变。20年后，恐怖主义的幽灵仍不时在世界各地肆虐，全球反恐会否“越反越恐”？20年的时间，是否足以令人类看清“9·11”在历史长河中的影响？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国际部自9月10日起推出“全球反恐20年”专题报道，从多个维度呈现“9·11”以来这20年如何改变了个人、国家以及世界。

自2001年的“9·11”事件开始，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便成了欧美社会挥之不去的噩梦。与美国不同，欧洲大陆不仅仅是一次次袭击事件的目标，还在很大程度上孵化了危险的极端分子。

在当年那群劫机撞向世贸中心双子塔的狂热者中，有一批人的经历与西欧密切相关。彼时33岁的劫机策划者阿塔生于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学术中心开罗大学完成了学业。出于对子女前程的关心，父亲将他送到德国汉堡继续研究生学业。然而，阿塔在那里却没能专心学习，反而深陷以一座清真寺为中心的极端主义网络，逐渐萌生出对西方式现代性的敌视。

阿塔的同谋扎卡里亚斯·穆萨维也在欧洲的土地上拥抱了极端思想。他来自一个北非移民家庭，从小成长在法国小城纳博恩的郊区。母亲靠着一份清洁工的工资辛辛苦苦地将几个孩子养大，但他们在童年就面临着各种种族歧视。学校老师让穆萨维去重点学习就业技能，因为“阿拉伯人学这些就够了”。童年时期的种种刺激，加上大学时代在几个清真寺中与极端人士的交往，使得穆萨维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成了一名宗教激进分子。

时间拉回到近20年后，近年来接二连三的恐怖袭击事件让欧洲特别是法国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法国政府通过一系列强力措施试图遏制恐怖主义势力的蔓延。然而，这一次法国人惊奇地发现，曾经的反恐盟友美国人似乎不再理解欧洲的独特现实。美利坚的“媒体帝国”开始猛烈批评法国的世俗主义（Laicite）传统激化了社群间的矛盾，暗示法国政府和社会在共和大旗下对待少数族裔的双重标准才是政治伊斯兰思想在当地开支散叶的根源。

在世俗主义和宗教融入问题上，英美与法国的舆论语境何以如此显著不同？西欧，尤其是法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为何显得比别处更具原生性？“9·11”事件20年之后，尽管欧洲诸国匆忙跟随美军撤出了曾被称为“圣战博物馆”的阿富汗，却时刻担心新的恐怖大潮会再度席卷而来，而这种恐惧的程度，甚至已超过了当年的直接受害者美国。

“传教归化”

“我从没想到，有一天美国人会说我们‘双重标准’。”中学教师、绿党成员马埃尔苦笑着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他在法国北部一所中学任教多年，教授政治哲学和经济学。

2020年10月，在历史教师萨缪尔·帕蒂被宗教极端主义者杀害后，全法国的目光都投向了像马埃尔这样的一线中学文科教师。法国公立中学的教师都是政府公职人员，因此被视为国家在青少年中对抗宗教极端主义的一线战士。

战士手中的武器是世俗主义（laicite），法国在1905年以立法形式确立了政教分离，从此宗教教育离开了公立学校。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法国逐渐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英美国家的世俗主义传统，主张公民性先于宗教信仰。

站在法国世俗理念支持者的角度，国家在宗教面前保持中立性，保证宗教的私人领域属性，以及确保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这些原是发轫于法国大革命的西方政治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多多少少继承启蒙运动遗产的现代民族国家没有理由对此感到诧异。

在法国世俗模式成型之后，其也一度成为很多国家模仿的对象，其中还包括如今对其攻击最甚的土耳其。在首任总统凯末尔统治时期，土耳其引进，乃至复制了法国的世俗主义概念，以至于土耳其语直接借用了法语laicite一词（在土语中写作lailik）。直到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上台前夕，土耳其在政教分离方面依然保有许多与法国类似的实践。

如何让十三四岁的少年体察抽象的世俗主义理念？这是一个早已融于马埃尔日常工作之中的课题。在马埃尔看来，大部分中学生因为阅历和学识积累较少，对待陌生观念往往会先入为主地打上“好”或“不好”的标签，因此共和国的世俗主义教育需要强化学生对中立性原则的认识。

“在学校中教授世俗主义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激发学生的思辨思维。”马埃尔说，“我们的敌人——宗教极端主义却不用面对这种困难，因为它们主张的世界观本来就是二元对立的。”

课堂之上，马埃尔也会通过《查理周刊》遇袭等事例来告诉学生，人们对一件事情的主观好恶与它是否违法，进而是否应动用公权力来阻止或鼓励，并没有直接关系，“我也和学生们谈论《查理周刊》（事件）。我力图让他们理解，道德上值得批评与因违法而被禁止是两回事。虽然（《查理周刊》的）漫画当然冒犯了很多人，但刊登或在课堂上展示它们并没有违法。同时，没有禁止它也不代表国家就认同漫画传达的理念。”

“我还会告诉学生，你们来课堂是为了接受世俗教育，获得独立评判能力的，而不是来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基督徒、穆斯林或无神论者。”马埃尔说。

叙利亚难民在法国参与语言与融入课程  一名叙利亚难民供图

在法国的历史和政治语境下，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教师在一线传播包括世俗主义在内的共和价值观，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和我们的历史有关。”马埃尔解释说，“法国大革命最后的成功，不是取决于巴黎的街头政治或拿破仑的军事斗争，而是在千千万万所乡村中小学里。这一点其实也不是法国革命的独特之处，激烈推翻过旧制度、经历过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应该都拥有类似历史。”

法国教师即是共和国的“传教士”。第三共和国初期（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正是一批批心向共和的中小学教师迈入乡村，加速塑造了几代人对共和国的认同，而政教分离等世俗观念从那时起就成为了维系共和国的核心价值之一。

秉持着法国大革命以来追求平等的传统，世俗主义的支持者认为只要国家“一碗水端平”，不管来自何种文化背景的公民都将政治认同放在宗教信仰之前，就可以解决“融入”问题。然而，有学者指出，除1789年以来的革命传统之外，法国的殖民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如今的世俗主义实践。

曾在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研究法国北非移民群体的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阿拉伯语教师廖静告诉澎湃新闻，法国一直以来都有公民教育，叫共和价值观，2020年历史教师遇害事件后马克龙希望加强共和价值观。实际上，法国从头到尾都是希望去“归化”穆斯林的，只是他们这种“归化”，是一种从身体和心灵上的“归化”，让这些穆斯林自己认为自己是法国人。

“法国对待北非移民的公共政策在根本上延续了早期的殖民政策，是一种具有后殖民时代特征的同化移民政策。”廖静说道。

尽管有一套完整的同化理念，学校教育仍远不足以克服极端主义的挑战。“从去年开始，政府要求我们在每个教室里都摆国旗，贴《马赛曲》（法国国歌）的歌词，这固然很好，但依然缺乏实质内容。假使政府想要学生获得对法国国家的认同感，就必须让人体会到自由、平等、博爱的实质含义。也就是说，要让人感到共和国有能力践行对公民的承诺，让社会真的变得更加平等。”马埃尔说。

然而，总有人无法感受到共和国的承诺。

“法国制造”

去年10月16日的历史教师遇刺案嫌犯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个在法国受过十几年教育的车臣移民完全避过了安全部门的监控视野。

那天下午5点，在巴黎西北部一家中学工作的47岁历史老师萨缪尔·帕蒂下班回家路上被一名不明身份的年轻人尾随。几分钟后，伴随着一声宗教口号的大喊，尾随者用一把长约30厘米的菜刀袭击了帕蒂的头部，将其残忍斩首。凶手行凶后还将帕蒂遇刺的照片发在了社交网站上，侮辱这名在学校备受爱戴的老师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一样，是“法国异教徒”、“狗”——此后不久，他即被闻讯赶来的警方击毙。

几日前，帕蒂上课时曾与学生讨论《查理周刊》刊出的一幅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在展示漫画前帕蒂已事先向穆斯林同学说明“若介意可以先离开教室”，但帕蒂还是遭到了穆斯林家长的投诉和威胁。此事在法国穆斯林的社交圈中产生了爆炸效应，很快就传到了凶手居住的城市——距离凶杀现场约100公里的诺曼底小镇埃夫勒。法国媒体报道称，凶手在16日先搭乘朋友的顺风车，又乘坐火车辗转到达帕蒂的学校。他在学校门口，用事先准备好的300欧元收买学生，打听帕蒂老师的长相、上下课时间和回家的路线，最终伺机将其杀害。

这名年仅18岁的亡命之徒名为阿卜杜拉·安佐洛夫（Abdoullakh Anzorov），是一名出生在莫斯科的车臣人，6岁时以难民身份来到法国。他在法国长大，从小学法语、就读公立学校，去年3月还获得了法国10年的居留权。尽管安佐洛夫曾因受到轻罪指控而出现在法庭上，但反恐部门对其一无所知。

“这种（外来个人）在欧洲被极端化的现象可能已经有二十年了。我想要强调的是，这种现象还在持续发生。更不幸的是，我们还看到，像这个年轻的车臣难民一样，他们（指被极端化的人）并不与任何组织或者团体相关联。”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院国际安全研究项目主任拉菲洛·潘图奇（Raffaello Pantucci）告诉澎湃新闻。

潘图奇认为这是欧洲恐袭的新现象。十年前，袭击者往往与一些极端主义网络、组织或者某个清真寺有联系，但现在，袭击者可能完全是独立的个体。

虽然并未与任何已知的极端组织有联系，但据多家媒体披露，车臣少年安佐洛夫曾是巴黎一家车臣综合格斗俱乐部（Mixed martial arts clubs）的成员。法国媒体报道称，该俱乐部位于公共场所内，曾被执法部门调查，原因是一些成员在更衣室里做礼拜，还要求妇女遮盖住胳膊和腿部——这被认为违反了法国的“世俗主义”原则。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此类综合格斗俱乐部成为了潜在极端分子的温床。《商业内幕》报道称，一名被分配至巴黎郊区反恐工作队的匿名法国警方调查员表示，“这些俱乐部助长了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种族暴力，它们在车臣甚至俄罗斯穆斯林社群中的受欢迎程度非常高。”

消息人士告诉《商业内幕》，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通过这种方式与整个欧洲构建了联系，在巴黎、马赛、里昂、柏林、法兰克福、汉堡等地，都有很多车臣和达吉斯坦移民社群的俱乐部。匿名调查人员称，这种俱乐部当中的一些移民，有的前往叙利亚加入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或者其他“圣战”组织。据美联社报道，杀害萨缪尔的车臣难民安佐洛夫有一名同父异母的姐妹2014年前往叙利亚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摩洛哥丹吉尔，等待偷渡前往欧洲的西非移民。  澎湃新闻记者 喻晓璇 摄

安佐洛夫住在埃夫勒市贫穷的玛德琳区，这里生活着大约50户车臣家庭，与其他穆斯林移民一样，他们独来独往，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邻居眼里的安佐洛夫“总是一个人，会主动打招呼，但话不多”。安佐洛夫曾经的同学称，他以前经常打架斗殴，但这些年来“平静了很多”，越来越“沉浸在宗教中”。法国反恐部门注意到，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沉默的少年最近几个月在网络上表现出了激进的迹象。他在推特上攻击各种各样的目标——从犹太人、基督徒再到沙特王室，不一而足。

而在这其中推波助澜的正是互联网上的流言。在这场袭击事件背后，包括“反对仇视伊斯兰协会”在内的十多个穆斯林组织被控热衷于传播“不负责任地攻击帕蒂老师”的视频，他们还发出了“再也不能容忍”之类的煽动性威胁，呼吁法国穆斯林“站出来”。位于塞纳-圣但尼省的巴丹清真寺（The Grand Mosque of Pantin）则被指责通过脸书传播一个指名道姓攻击帕蒂老师的视频。

极化、充满仇恨的网络空间将18岁的车臣少年引上了不归路，这种“土生土长”的极端化趋势也成了法国社会安全的巨大隐患。

“随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地理意义上的‘哈里发国’在中东崩溃，许多孤独漂泊在海外的年轻穆斯林在互联网中找到了新‘领土’。”曾对马克龙政策施加影响力的法国政治学家、伊斯兰教学者吉尔斯·凯佩尔（Gilles Kepel）指出，过去一年来法国国内发生的七次恐袭的凶手似乎都曾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的所谓“激进伊斯兰圈”中。

阿尔及利亚裔法国电影导演尼古拉斯·布哈里夫（Nicolas Boukhrief）2015年的电影《法国制造》曾轰动一时。这部电影讲述了一群年轻人追随一名自称在阿富汗接受“基地组织 ”训练的法国狂热穆斯林在巴黎策划实施袭击的故事。电影上映前，巴黎地铁站内贴满了宣传海报——埃菲尔铁塔上放着一把自动步枪，旁边写着：“威胁来自内部”。

《法国制造》海报

在1995年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武装组织于巴黎实施连环地铁爆炸袭击后，曾是记者的布哈里夫一直想要写一部有关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剧本。2012年，当法国伞兵部队的穆斯林军官伊玛德，被一名穆斯林极端分子穆罕默德·梅拉袭击时，布哈里夫认为，时机到了。

“梅拉的袭击意味着法国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事，他不是一个孤独的袭击者，他受到了‘圣战’念头的鼓舞。”布哈里夫告诉《卫报》，“我想知道，是什么让一个法国年轻人决定杀死法国的士兵和儿童，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驱使了一个穆罕默德杀死另一个穆罕默德。”

布哈里夫表示，尽管他本人毫不同情伊斯兰恐怖分子，但他可以理解是什么让他们走向了极端。8岁那年，布哈里夫的阿尔及利亚裔父亲遭到极右翼帮派殴打后满脸是血地回到家。这些所谓的“黑社会”整日游走在街上，专门欺凌被他们称作是“老鼠”和“响尾蛇”的阿拉伯移民。“对于叫做穆罕默德这个名字的人，例如我的父亲，这是一种日常的侵略。那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侵略，因为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子，甚至无法进夜店。”

与布哈里夫一样想要找寻真相的还有伊玛德的母亲拉蒂法·伊本-齐亚敦。在恐怖主义“偷走”自己的儿子后，她并未选择以泪洗面，而是踏上了追寻“真凶”之路。当伊本-齐亚敦来到凶手梅拉位于图卢兹郊区的家乡时，她被一片贫困、凋敝又隔绝的景象所震惊。

巴黎郊区的穆斯林祷告

“看看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就像猴子一样，像笼子里的动物一样，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试图报复这个社会。”梅拉年轻的邻居们告诉伊本-齐亚敦。在那之后，她又走访了法国乃至欧洲许多穆斯林聚居的郊区，在监狱甚至在学校里，她都可以寻得同样的绝望和被遗弃的感觉。虽然这些穆斯林移民二代与三代年轻人很大程度已经适应了法国人的生活方式，但他们往往与父母聚少离多，缺少教育和关怀。

“第三代移民认为自己只是通过法律程序成为了‘纸上的法国人’，生活在‘平行社会’中。”廖静对澎湃新闻指出，“在他们眼里，法国国籍是一剂‘防止自己被驱逐的疫苗’，这些移民后代受到的是一种隐形的、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歧视，最典型的就是他们在这里（法国）没有任何社会资源。”

2015年夏，法国城市加莱郊区的难民。 澎湃新闻记者 汪伦宇 摄

非政府机构的统计认为，法国大约有500万穆斯林，这些穆斯林中的大多数居住在巴黎等大城市的郊区（Les banlieues）——那是光鲜法兰西的黑暗面。据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大约有1500套公共住房分布在这些地区，那里的青年失业率高达40%。被极端流言蛊惑的车臣少年安佐洛夫、对同胞痛下杀手的穆斯林青年梅拉，他们的年少时光无不在充斥着暴力、犯罪和毒品的“另一个法国”度过。

“虽然政客们说我们要向恐怖主义宣战，但这些恐怖分子正是在法国制造的。”布哈里夫说道，“他们不是来自另一个国家的敌人，他们是法国的孩子。”

屏障已存

“确实有证据表明，在那些贫穷的地区，一些人被吸引到了某些特定的组织中，但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作战的欧洲恐怖分子，他们的教育水平甚至高过了原籍国的平均水平。”潘图奇对澎湃新闻指出，这些人可以有很高的智力水平，在社会中也可以有一定地位。

虽然将西欧国家恐怖袭击的增加归因于种族主义和经济不平等，往往是左翼政客和学者的叙事，但也有人对这套观点提出了挑战：原因在于欧洲“圣战主义”的地图并未与社会经济边缘化的地图完全重叠。

与法国一样，比利时也一直是恐怖主义的避风港，也常常成为袭击目标。据美国曼哈顿政策研究所出版的《城市杂志》（City Journal）报道，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作战的比利时极端分子中大约有90%来自该国首都布鲁塞尔，还有10%来自该国最富裕的城市霍夫，但几乎没有人来自比利时最贫困的瓦隆。

“在一些国家，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悬殊的现象如此普遍，占据社会顶层的往往是白人男性，有色人种或者穆斯林很难向上流动，移民群体和穆斯林少数族裔居住的地区十分贫困……这就产生了社会底层都是移民和穆斯林的观点。”潘图奇说道，“但这种叙事刚好就中了那些暴力组织的下怀。他们会说‘你看你的社会都排斥你’，并以此为依据（招募人员）。同样，那些真正被极端化的人也不一定就是从底层来的。”

2005年巴黎郊区骚乱

回溯欧洲极端化的轨迹，不得不提到一个著名的伊斯兰激进组织——穆斯林兄弟会。“他们穿着西装，有大学学位，并以政治家所能理解的方式提出自己的主张。”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穆兄会欧洲分支的领导人们给西方政治家们留下的印象。“9·11”事件中3架飞机的驾驶员都是曾去德国留学的普通穆斯林，他们后来投身恐怖主义，与其在欧洲遇到的穆兄会不无关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伊朗伊斯兰革命和苏联入侵阿富汗等一连串事件激发了穆斯林的政治热情。属于左翼社会党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又于1981年放宽了建立外国社团的法律，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UOIF）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法伊联名义上是欧洲伊斯兰组织联盟在法国的分支，宗旨是“关注法国穆斯林宗教、文化、教育、社会和人道主义需求，帮助穆斯林个人或群体以更加积极、负责的态度融入法国社会。”然而，该组织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较为激进的组织，他们与穆兄会盘根错节的关系也经常为其他穆斯林组织所诟病。2014年，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甚至登上了阿联酋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

法伊联甚至拥有自己的伊斯兰教育机构——欧洲人文科学研究所（IESH）。讽刺的是，这个位于勃艮第乡村一座中世纪城堡中的学校，其本质却是进行伊斯兰教的宣教和宗教培训。从1990年至2004年，这所学校已经为欧洲各地的清真寺培养了300多名伊玛目。据美国保守派智囊机构中东论坛（Middle East Forum）的报道，IESH从与穆兄会有联系的卡塔尔慈善机构（Qatar Charity）获得了数十万美元的资助。2007年，IESH的财务主管穆罕默德·卡尔穆斯在接受卡塔尔慈善机构官员提供的现金时，被瑞士警方逮捕。

1989年的“头巾事件”让法伊联一举成名。彼时法伊联出面为那些坚持佩戴头巾而遭学校开除的女学生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并且组织抗议活动，借此迅速在法国各大城市的贫民区扎下根系。在法伊盟的赞助和支持下，巴黎市郊布尔热举行法国穆斯林年度会议，每年都有数千人参会。根据美国胡德森研究所的一篇研究，1990年，法伊联精神领袖之一——加纳努希（Ghannouchi）在年度会议上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把法国称为是“伊斯兰之家”（Dar al-Islam）——“一个永远存在穆斯林的地方”。

普利策奖得主伊恩·约翰逊在《慕尼黑的清真寺》一书中引述了法国穆斯林社会学家都娜·波扎尔的说法：“穆兄会这类组织，在法国社会和穆斯林移民之间起到了极有价值的联络人作用，它们的服务是在帮助穆斯林融入社会。”不过，波扎尔在观察了其后几年的事态发展后改变了看法：这种兼容并包的伊斯兰形式非但没有帮助穆斯林融入，反而在人们四周编织起了一道屏障，让他们不必再与主流社会接触，他们的教育往往受到阻断，职业生涯十分有限。

伊恩·约翰逊所著《慕尼黑的清真寺》

“这是一种将社会割裂成两大阵营的观点：伊斯兰和非伊斯兰。他们有把一切都伊斯兰化的需求。”波扎尔这样谈到，通过接受像法伊联这样的组织，西方政客们选择与其共事。

也许是看到了法伊联在穆斯林当中的巨大号召力，历任法国政府都选择与之合作。2003年，在时任内政部长、后来担任总统的萨科齐的促成下，法国政府成立了具有官方性质的伊斯兰教代表机构——全法穆斯林理事会（Conseil français du culte musulman）。然而该理事会因为内部纠纷和代表性不足而广受批评，许多宗教改革主义者抱怨，法伊联的强硬声音已经完全取代了理事会的立场。

如今法伊联受到了马克龙政府更加严格的监管。今年1月底，应马克龙此前的要求，全法穆斯林理事会向政府提交了法国伊斯兰教原则宪章，其中规定了宗教信仰不能取代共和国宪法法律所依据的原则。此外，宪章还要求承诺不将放弃伊斯兰教信仰认定为有罪，亦不将其定义为叛教；反对任何形式的伊斯兰教政治化；以及拒绝外国势力对法国清真寺管理的一切干涉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法伊联当时一度拒绝签署这份宪章，为此马克龙设定了15天的期限，届时如再不签署宪章其将受到法国政府制裁。

文化战争

除此之外，马克龙政府还在今年2月18日通过了一份几乎“包罗万象”的法案，成为了此轮世俗化攻势的核心。与此同时，马克龙政府为了捍卫法国的世俗主义传统，还在思想界掀起了一场针对外国思潮的文化战争。

自历史教师被杀案发生以来，上到马克龙，下至来自政治光谱各处的媒体，法国舆论场充满了“怎么办”的大讨论。然而，激辩过后，政策落地，法国社会却惊讶地发现，同属西方的英美社会却难以理解法国对世俗主义、政教分离等共和价值观的执着。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对岸的主流媒体都将法国发生的事情嵌套于本国的政治话语框架中，认为马克龙正向右狂飙突进，破坏了作为西方共同价值观一部分的多元文化主义。

英美舆论对这种对中立性的高度追求不乏置喙，认为它是一种过于激进的普世主义主张。《纽约时报》就评论称，对中立性的过分追求掩盖了少数族裔特定的生活背景，“他们在事实上总是处于弱势地位。”

还有一些来自思想界的批评意见认为，如此激进的世俗主义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法国利用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来大加推广，实质上就是由国家背书的“传教”行为。

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马克龙政府的公民事务部长玛琳·斯基帕（Marlene Schiappa）激烈反驳了英美媒体的说法。“英美媒体的批评逻辑并不自洽。他们秉持文化相对主义，声称所有传统习俗都是‘可爱的’，其中包括强迫幼女披上头巾。同时，他们却又不肯承认法国特色的世俗主义也是一种应该被尊重的文化，反而不断对其大肆批判。”她说。

斯基帕直言：“正是因为有了世俗主义，法国才避免变得像美国一样。法国不会有父母仅仅出于宗教信仰就禁止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因为他们害怕学校会告诉学生地球是圆的。还有的父母不希望学校教授学生生殖常识，因为他们认为子女在结婚前无权发生性行为，也不需要了解任何相关知识。只有世俗主义可以帮助我们对抗这种现象。”

“世俗的确是普世性原则，可我不知道这激进在哪里。在世俗社会内，所有人都应该有容身之处。共和国的法律应该高于某一特定宗教的教条。世俗原则会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一定要求，但并非像一些媒体渲染的那样‘一刀切’。”法国哲学家亨利·佩纳瑞兹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坚持为世俗主义辩护，“着装问题上，世俗原则区分具体情境和场合，如只是要求履行公共职责的人不得公开展示宗教标志，比如正在授课的教师。”

“一些英美媒体渲染的‘法式侵略性世俗主义’只是一种迷思。在这些不了解情况的人看来，法国政府禁止所有人在任何公共场合佩戴或展示宗教标志。这完全不符合事实。”佩纳瑞兹说。

作为对英美舆论的回应，法国政府已开始以另一种眼光审视美式价值观，尤其是在宗教-社会关系和族裔问题层面上。早在去年10月初针对“伊斯兰分裂主义”（separatisme islamiste）的演讲中，马克龙就提到“法国大学中使用的一些社会科学理论几乎完全从美国移植而来。”

自2021年年初，马克龙政府着手在法国大学中限制美国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力，他的教育部长声称法国学界存在一群受美国理论影响的社科学者（islamo-gauchistes），他们自视左翼，却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视而不见，甚至大加绥靖。因此需要公权力介入进行矫正。

在此背景下，法国政府着力清理大学中美国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据《纽约时报》今年2月18日报道，法国教育部将开始调查学术研究中“同情伊斯兰主义的左翼思潮”（islamo-gauchisme），教育部相信，这种思潮多受到了美国大学的影响。在法国教育部看来，有关种族、性别、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几乎完全照搬美国理念，这对法国社会造成了伤害。

“（法国）需要同众多美国社科思潮进行一场斗争。”法国教育部长公开表示。

然而，身在郊区教育一线的老师马埃尔难以等待马克龙“清剿”美国价值观的成果，“与美国辩论谁的价值观更‘普世’既无益处，也不现实，退一步强调法国的特殊性也解决不了几十年来的问题。”

“自以为普世的东西原来没有那么普世，这就是最大的感受。”一年后回头看这场风波，马埃尔对澎湃新闻哀叹道。在日常的教学中，马埃尔坦言自己从不会向学生强调世俗主义是什么带有法国特色的东西。

“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世俗社会的普世模式，只知道（去极端化）这是一个普世难题（paradoxe universel）。” 马埃尔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