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春：是否对华强硬，德国估计比我们还焦虑

原标题：胡春春：是否对华强硬，德国估计比我们还焦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春春]

11月24日，德国有意联合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经过34天的谈判，终于达成并公布了长达177页、52000个单词的联合执政协议，题为《勇于进步：为了自由、正义和可持续性的联合》。单就篇幅而言，这份三党协议并不是两德统一以来历届联合政府的执政党所达成的内容最为详尽的协议。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联合执政协议”（德文Koalitionasvertrag用的是“协议”、“合同”一词）只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1961年以来形成的一种习惯做法，其本身的法律地位一直存在争议。可以肯定的是，所谓的联合执政协议是无法通过民法或者行政法诉讼来达到执行目的的，其性质更接近于政府组建和工作中的政治性“意向声明”。

这份联合执政协议分为九个部分，除了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跨领域的概论（“国家现代化、数字化新起点和创新”）、第九部分政府和议院党团的工作方式等程序性内容之外，从第三到第八部分都是针对环境、劳动、家庭、内政、外交和财政等分领域的执政愿景。

对于执政协议的内容，国际的观察者首先感兴趣的是德国新政府的总体执政目标，以及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表述。美英的观察者已经第一时间宣称德国新政府“求变”，而“中国和俄罗斯处于德国新外交政策的聚光灯下”，更有人迫不及待地期望德国的对华态度出现“更为强硬的转向”。

德国的外交政策在未来的四年内会往这个方向发展吗？

我们的答案是：稍安勿躁，静观其变。

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答案？这要从德国新政府的执政目标，以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所必需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同时还要结合德国的外交传统来进行分析。那些所谓的“聚焦中国论”和“对华强硬论”，更多是一叶障目或者陷入了意识形态化的执念。

首先，德国未来四年的联合政府执政的理念是进步观。

所谓的进步，既指向期望德国国家、经济和社会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实质性因素，也指向刻意与过去十几年以联盟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划清界限、从而彰显新政府存在感的形式性因素。

而支撑这种进步观的，是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建设方面需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成绩，为此新政府立下了不可不谓雄心勃勃的计划，比如2030年成为一个环保、能源与经济转型的重要目标节点。

也就是说，在还剩下不到8年的时间内，德国计划实现能源去碳化，而今年上半年德国尚有27%的电力来源于燃煤发电；到2030年，德国应该成为“世界领先的电动汽车市场，保有电动车数量至少达到1500万辆”，而德国截至今年10月1日的纯电动车才保有51.7万辆、混合动力车49.4万辆，全国每年的新车销量约300万辆。

此外，新政府誓言每年实现新建40万套住宅，以缓解德国住房市场的紧张状况；实现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数字化，推动数字创新，而按照柏林“欧洲数字化竞争力中心”今年9月份发布的报告，德国的数字化发展指数在欧洲也属于落后之列。

所以，德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除去自身的努力不论，德国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实现所期望的进步，最不需要的可能就是外部环境的干扰。

德国新政府尚未就职，就必须要处理当下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即新冠疫情在德国的第四波爆发。仅仅为了应对疫情，德国也更需要国际间的协调与合作，而不是在外交政策上另起炉灶，更不是选择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主动开展国家或者集团间的对抗。所以从德国新政府的任务逻辑顺序来看，无论如何外交政策的调整——如果有方向性调整的话——都不是重中之重。这也是“外交政策”部分处于联合执政协议第七部分最后章节的理由。

看来，某些国际观察者对于德国上演外交转折大戏的愿望注定要落空。

其次，我们不妨假定这份联合执政协议是一份德国政府未来四年需要不折不扣执行的政策纲领，至少是原则性文件。那么，中国在其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协议一共15次明确提到中国，其中“China”（中国）单独出现或在合成词中出现12次，“chinesisch”（中国的）单独或在合成词中实际出现3次，包括“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因并列而按照德语习惯省略的1次。“中国”作为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仅次于“欧洲”，而多于“美国”和“俄罗斯”。

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对德国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而更多反映了德国新政府对中国以及双边关系认知的复杂性。

在15次直接提到“中国”的地方，其中1次事关德国高等教育需要加强所谓“中国能力”建设，1次涉及经济领域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其余13次全部属于中德双边关系领域。如果说在这其中有什么“新意”的话，那就是德国未来的执政党更加强化了对中国“三个角色”的定位，即中国同时是德国的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

在这个充满了认知错乱的结构中，联合执政协议中提到了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新疆、香港等问题。那么，德国在新的外交政策宣示中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如何解读？

第一，德国的对华定位，确实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化背景，但是与美国对华的全方位围堵、挑衅、遏制和意识形态对抗有着质的区别。

德国并没有全球霸权的诉求，现在的对华认知更多是反映了面对中国的超越式发展而产生的不解和恐慌。在这个背景下，德国近些年逐渐强调所谓的“价值观同盟”。但是，熟悉德国外交的人，对所谓的基于“价值观”外交等表述并不陌生。

默克尔执政初期，德国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于2007年出台的第一份“亚洲战略”中就曾经提出，德国此前对亚洲的外交“过度以经济为中心、过度以中国为中心”，而中国日益“向西方提出制度性问题”，所以德国需要“与中国展开制度竞争”，为此需要“基于共同价值的伙伴”云云。但是在2012年版“亚洲战略”中，就确认中德之间有“大量的共同利益”。

2014年7月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中）在成都学习川菜宫保鸡丁的做法。（资料图/新华社）

欧洲、德国的对华认知，不断重复经历这种“不理解、理解一点、换了人还是不理解、又理解一点”的周期性过程。

第二，德国未来由三党联合执政，这是一个相当微妙的内政格局，即真正主导组阁、出任联邦总理的社会民主党必须要强调与其他两个相对较小的政党的“平等地位”。所以，这份联合执政协议更多体现的是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的色彩。

在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中，中国的“另类”价值观色彩浓厚，因而他们有理由指责中国的所谓人权、自由、民主的问题。这既能彰显他们自身的存在感，又迎合了自特朗普政府以来西方世界弥漫的涉华“政治正确性”。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把这份联合执政协议里面的涉华表述等同于德国新政府未来的对华政策。

第三，德国在外交领域目前面临诸多的挑战。相对于基于对华认知产生的问题，德国与俄罗斯、美国以及部分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可能更为棘手。

以俄罗斯为例，德国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与西方和俄罗斯关系近年来急剧恶化形成鲜明的反差。而德国相对激进的去碳去核政策，只可能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加大这种依赖，而不是相反。但是这种能源领域的合作，又叠加了德国与东欧国家的矛盾以及俄乌冲突。那么，德国如何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前提下重构后默克尔时代的德俄关系？

至于“重新回来了”的美国，已经通过阿富汗撤军和缔结奥库斯（Aukus）防务联盟说明了欧洲和德国在自己全球战略中的定位，这就迫使欧洲人不得不认真思考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再鼓吹的“欧洲战略自主”问题。

同时，东欧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对于欧盟规则的蔑视，对于英国退欧之后的欧盟构成了直接的合法性挑战。

这一系列的外交问题和冲突，都比德国认知中的所谓“三重身份的中国”来得远为直接和迫切。

第四，对于绿党主席贝尔伯克女士出任外交部长，需要从德国的外交系统和政党人事安排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

作为观察者不应该忘记，贝尔伯克是带着成为默克尔之后第二位女总理、而且是历史上第一位绿党总理的雄心开始竞选活动的，但是在竞选过程中暴露出缺乏政治经验的弱点，以至于个人的政治声望高开低走，未能实现起初的政治抱负。如何能够凭借专业能力和外交身段领导员工人数高达12000人的德国外交部，对作为外交新人的她而言不啻为一项艰巨的任务。

贝尔伯克（视频截图）

除了要在最短时间之内掌握必需的知识之外，她更要实现从一个国内小党的利益代表到全德国利益代表的身份转换。也是在这种角色转换的意义上，我们不必过度解读她作为绿党政治人物的竞选语言。

而且，她会在德国外交部长的岗位上了解到，德国的外交传统以一致性和延续性为世人所称道，这是一种超脱党争、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立场。虽说“打破现状”是三党、尤其是新入阁的绿党和自民党的诉求，但是一个拥有良好信誉、高度依赖国际合作和国际秩序的国家恰恰最不需要激进的外交风格，遑论变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未来的德国外长必须知道，德国近年来外交政策的方向是由总理府主导的。

这么看来，该为德国未来四年外交政策焦虑的，应该是德国自己，而不是其他抱着与德国正常交往意图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