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做错一道题 走上建筑师之路

1957年8月13日生于北京。1984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201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名誉院长、总建筑师。

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恢复，在平谷干了两年农活的知青崔愷走上考场。由于做错了一道数学题，他和清华大学失之交臂，却因缘际会考取了心仪的建筑学专业，来到“第二志愿”天津大学读书。

外研社大楼、首都博物馆、安阳殷墟博物馆、2019年世园会中国馆……一座座大家熟悉的建筑，就是从他的笔下诞生。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名誉院长、总建筑师崔愷表示，这些年，他一直没有离开学校建筑教育语境。寄语未来的建筑师时，崔愷希望他们向生活学习，“因为美好的生活就出自你们的笔下”。

高考恢复前下乡干了三年农活

新京报：听说你从小喜欢画画，并对建筑产生兴趣，有什么缘由吗？

崔愷：我1957年出生于北京，从小在母亲单位的机关院里长大。那个大院位于景山东街，是京师大学堂旧址，所以我对古都的历史环境和风貌很有感触。我母亲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整个机关大院文化氛围很好，我小时候喜欢画画，也是得益于这种氛围。

那时候我们有少年之家，放学以后，大孩子组织小孩子画画。我自己也很喜欢静，放学后经常到母亲的办公室找一张书桌画画，慢慢养成了习惯。

新京报：得知恢复高考后，你是如何准备的？

崔愷：我从小住的人教社大院的家长大多都是知识分子，大概1977年初时就听到了可能恢复高考的消息，家里问我是不是可以回家复习。

我在平谷大华山插队时所在的村子很小，只有34户人家，知青是重要的劳动力。我在村里干活也一直干得很好，还当了基建民兵的排长，所以不太可能完全放下农活回城复习，我就利用春节时候找了一些复习资料，连同高中课本一起带回农村，边干农活边复习。

学业已经放下了三年，需要重新温习做题。但我们复习那会儿正赶上夏收、秋收。农忙时，知青只能白天出工，晚上复习。当时村里电力不是很足，我们晚上在油灯下看书，几个同学一起背公式，相互帮助。

新京报：你还记得参加高考的具体细节吗？

崔愷：初冬时节，我们在大华山公社参加高考。我们村离公社有8里多地，一大早，大家就带着干粮浩浩荡荡奔赴考场了。当时上过中学的农村青年也一起参加，村里还派了辆拖拉机，拉大家前往考场。

当时公社党委副书记也是我们景山学校高年级的下乡知青，他在监考时走到我旁边看了看。考完试后，他跟我说，“你考得不错”，我当时很兴奋。

建筑专业学生要学好专业 也要向生活学习

新京报：你入学时，大学校园的环境和教学条件是什么样的？

崔愷：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天津也是重灾区，天津大学的操场上搭满了市民的抗震棚。我们没有操场，在学校的小马路上体育课。但是教学楼的条件挺好的，我所在的校区是上世纪50年代建校，是徐中老先生带着许多青年教师设计的，建筑很有特色，一直被保护和使用得很好。

在我们77级学生入校之前，已经有1975年和1976年两届工农兵选拔大学生，教学楼一直处于使用状态。我们77级是考试进来的，老师们对我们给予了更多的期望和关注，授课非常用心。那时，我们能看到的国外资料很少，也没有复印机，老师用钢笔画了很多讲义、资料和范图，编辑成册，印成油印本给我们看。能遇到这些老师是我们的荣幸，老师们的倾心付出让我们倍加感动。

我们需要画大图，每个人面前不是小书桌，而是大图桌。我们班有34个学生，教室里共有五六排大图桌，上设计课时，每一排有一个老师，每个老师负责6个学生，所以老师和同学之间的交流互动非常多，他们给学生讲设计的道理，画图的技巧，还上手改图，让我们很钦佩，师生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诸如彭一刚先生、童鹤龄先生、张文忠先生等等许多老师，水平都很高，在全国建筑教师中都是很优秀的。我们作为学生真幸运！

新京报：学建筑专业，你的大学时光是如何度过的？

崔愷：大学期间，我们的学习风气特别好，大家都很珍惜时间，每天“三点一线”——宿舍、食堂、教室或图书馆，晚上教室里灯火通明，同学们常常熬夜画图，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

新京报：你研究生毕业后，为何没有留校任教？而是选择去设计院？

崔愷：当时曾经指导过我的沈老师已经调到建设部建筑设计院了，我去她的办公室参观，看到设计院正在设计北京图书馆新馆(现国家图书馆)，那些又大又漂亮的效果图深深吸引了我，我当时还看到了一些援外项目的设计方案，心生羡慕。所以下决心要“实战”去当建筑师，不想呆在校园里“坐而论道”了。后来，听说建设部建筑设计院的刘世瑾老院长和石学海老总亲自到学校来要毕业生，使我如愿以偿。

新京报：对于即将高考的学子，你对他们有何建议？

崔愷：这些年，我其实一直没有离开学校建筑教育语境。我希望报考建筑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学好专业，也要向生活学习，因为美好的生活就出自他们的笔下。

新京报记者 张璐 【编辑:刘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