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库里没风扇、没空调…被高温击倒的暑期工

郭腾旭倒在了下班后的第6分钟。医院急诊病历单显示，他“于高温环境中工作后突发昏迷”，体温43摄氏度，下达给家属的“病危通知书”上写着“热射病”。当天晚上9点30分，这个20岁的汉口学院计算机系大学生离开了。

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7月9日，是在武汉的酷暑中度过的。这是他打暑期工的第三天。

那天一大早，武汉中心气象台就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湖北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

郭腾旭跟同事到湖北三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仓库组装搬运书架。与他一同来此打暑期工的，有多名学生，他们与武汉华聚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下劳务关系合同，被派遣至此。

在此打工的中专生秦凡说，那天工作时感觉很闷热。仓库里摆着三台电风扇，是前一天搬来的。7月7日上班的第一天，仓库里没风扇、没空调，“大家都觉得太热了”，便跟厂里提了此事。7月8日，上班时，风扇就出现了。

“但是顶不上什么用。”秦凡说，他在仓库时常感觉脸在发烫。与郭腾旭在同一工作区上班的另一位同事袁建伟说，“就跟火炉差不多，就是闷热的。”他们在工作区域看到有饮用水，但都未注意到有防中暑的药品。

根据武汉市历史天气记录，那一天是7月以来武汉市第一个日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的日子。

这样的温度在武汉的夏天很常见，秦凡说，他曾注意到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但并没引起太高的警惕。

根据2012年印发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当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37摄氏度以下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

但秦凡说，他们照旧要工作8小时，“不想干了，就歇会儿”，中午有1个小时的吃饭与休息时间。

到了当天中午，郭腾旭并没有吃饭的胃口，在能吹到风扇的地方躺着休息。下午，秦凡注意到，郭腾旭的状态看上去有些不太对劲，呼吸幅度大，有些喘，他没多想。当天下午，厂里还派人前来收集了这些暑期工的身份证号与银行卡号，用于发放工资，工资每小时14元。

尽管身体出现了异常，郭腾旭还是扛到了最后。

“如果自己能够识别先兆中暑的话，不至于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武汉市第一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刘霖告诉记者，中暑分为先兆中暑、轻度中暑、重度中暑，先兆中暑一般会有口渴、恶心、无力、头晕、眼花、耳鸣之类的症状，“已经出现病理状态时，不要去坚持了。这是自救。”

完成额定工作量后，郭腾旭和同事提前5分钟下班了，去宿舍楼下的沙县小吃吃饭。同事注意到，骑自行车时，郭腾旭调转扶手、蹬车都有些费力，只五六分钟的路程，他就被同事甩在身后。停好车，他摇晃着走进小吃店，很快就昏倒了。秦凡见他脸色苍白，连嘴唇都是有些白。

120救护车将郭腾旭送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急诊抢救。医生尝试挽救他的生命，但并未奏效。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显示：郭腾旭死亡原因为“热射病”。

“热射病是中暑最严重的一种。抢救起来比较困难。”医生刘霖告诉记者，“这样的病人一般身体的核心温度非常高，多脏器功能衰竭，比方说肝脏、肾脏、肌肉、胃肠等等，包括凝血功能的障碍。”

对于这群大学生来说，热射病是陌生的。“最多是中暑。”秦凡说，因为年轻，他们并未担心自己中暑，最初的两天，也并没有同事出现身体不适，他更没想到，高温有致死的风险。武汉华聚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叶圣翊以前也没听说过热射病。

但郭腾旭去世后的“工亡”认定，以及责任划分、赔偿问题，成了争议点。郭家与湖北三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武汉华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协商解决未果，将两家公司告上法庭。

“从法律层面来说，这个责任划分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不是我们三新的人，他在我这里下班的时候人是没事的。”湖北三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人事经理李那可说，尽管郭腾旭确实在三新公司的厂房里工作，但他的劳务关系在华聚公司，两家公司签有劳务外包服务合同。

叶圣翊告诉记者，事发后，两家公司一直配合调查，并愿意承担法律上的相应责任。但在责任认定上，三方存在争议。“因为发生的时间确实也是下班时间，另外，会不会他个人身体有些隐性的疾病是诱因。”

“不存在其他疾病。”郭腾旭的姐姐郭贝丽说，“每年学校都体检，没得问题。”

但郭贝丽被告知，她弟弟的情况无法按照“工亡”标准进行认定和赔偿。一位律师告诉记者，“工亡”认定的前提是存在劳动关系。如果劳动关系无法认定，就无法构成“工亡”。像郭腾旭这种情况，实践当中基本很少能认定为“工亡”，走人身损害的偏多，但赔偿会少很多。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要求，用人单位应当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供给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及必需的药品。应当在高温工作环境设立休息场所。休息场所应当设有座椅，保持通风良好或者配有空调等防暑降温设施。

湿球黑球温度指数(WGBT指数)是办法中衡量高温作业的标准之一。在一些长期面临高温作业的工厂，厂房常摆放WBGT指数仪，用于综合评价人体接触作业环境热负荷。而当指数超过一定限值，要通过减少工作时长，甚至停工来避免高温中暑。

秦凡也并未在仓库注意到WGBT指数仪或相关测温仪器的存在。李那可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仓库并未配备WGBT指数仪，但每到夏天，公司都会准备防暑降温的物品，包括藿香正气丸、仁丹等，有时还提供西瓜、绿豆汤解暑。

至于未配备空调的问题，李那可表示，由于该工作区位于一个刚建好的仓库，本打算安装空调，还没来得及。

在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统计的因热射病而死亡的病例中，不少人曾在因高温气象条件而形成的室内高温作业环境下工作，但这种高温作业环境，并非传统的“高温作业”环境，有的是门卫室，有的是洗碗厂，有的是工厂车间，都不曾配有空调。

“这个天气今年特别恶劣。”叶圣翊告诉记者，在业内，一些没有空调的库房，今年出现不少高温中暑的情况，“比往年要频繁一些”。

在叶圣翊看来，企业在未来也应该考虑这种更加频繁的高温带来的用工风险，可以安装环境监测仪器，也可以装空调。“最重要的还是成本问题。”叶圣翊说，“如果这种天气越来越普遍，也不排除企业会加大在这方面的环境改善力度。”

李那可说，她所在的公司也买了制冰器，“现在每天每个楼层都放那种大的冰块”。“原来六七月就35摄氏度，其实还好，但是现在到40摄氏度，真的受不了，我们也担心。”

但郭腾旭没有等到冰块的到来。出事后，他的同事秦凡才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部分同事选择结束这份短暂的暑期兼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强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卞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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