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当年那场高校“人文风暴”的领头羊

很多人认为，杨叔子是为华中科技大学注入灵魂的人。

他1993年1月担任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前身)校长后，作为一位机械工程专家，在这所以工科立命的高校大力推行“人文教育”，被很多人视为“不务正业”。但现在回头去看，这恰恰是该校变身的关键一步。

华中科技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余东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华中理工大学已在朱九思和黄树槐两位老校长带领下完成了从工科院校向综合性大学的转变，而杨叔子添加的这一笔人文色彩，使这所以工科闻名的大学发展为全国一流学府。

而这所身处内地的工科院校作为领头羊，在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高校刮起的一场“人文风暴”，也成为高校发展史上一道难以复制的独特风景。

在杨叔子看来，对一所高水平大学来说，没有理科，就没有应用学科的明天；而没有文科，就没有理科、应用学科的后天。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是落后，就是无知，就要挨打；而一旦没有自己的人文文化，就是糊涂，就是自甘落后。无知落后固然可怕，而自甘落后更为可怕。

2022年11月4日，89岁的杨叔子在武汉去世。学生们为他举行了一场网上追思会，4个小时时间里，全球各地有超过5万人在这里为他送行。

“越界”

杨叔子的一生有两次“越界”。

改革开放之初，朱九思治下的华中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华中理工大学)作为全国第一所支持自费留学的高校，大规模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在此期间，杨叔子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于1981年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访学两年。这段研究经历拓宽了他的视野，他1983年回国后将控制论、信息技术等新兴技术与机械学科结合起来，开辟了关于智能制造的教学和研究领域。

这是他的第一次“越界”。最初学校有人对此有看法，认为这不是在搞机械专业，后来机械学院逐渐形成的主要学科方向证明了他的眼光。他也凭借这些成就，1992年初成为了华中理工大学历史上第一位中科院学部委员(1992年改称院士)。

1993年初，黄树槐任期届满，杨叔子被任命为新任校长。他是从机械系教研室主任直接升任校长的，连系主任都没做过。

他出任校长后，主要精力不再放在自己的专业上，而是放在了教育尤其是人文素质教育上。这是他的第二次“越界”。

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人文知识对理工学习帮助不大，把钱花在这上面还不如多买几台实验设备，但他认为，专业很重要，人文教育比专业更重要。

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从武汉大学机械系进入新成立的华中工学院机械系，那时机械系有三个专业教研室：机械制造工艺、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金属切削机床。他认为，这本质上就是职业教育，这种模式导致学生专业口径和知识视野狭窄，长期存在着“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的倾向，其实质就是“重功利，轻素质”。

他就任校长时正是学校财政最困难的时期，他还是力主拨出三笔款项，除了改善幼儿园危房“以孩子留人”外，还分别拿出20万元支持理科和文科发展。

时任校党委副书记梅世炎说，杨叔子和老校长朱九思最明显的共同之处就是重视学科建设，他确定了“强基(加强基础)、扶优(拿优势学科竞争)、支新(支持新生学科)、重交(重视交叉学科)”的办学原则。学校据此在1994年1月建设“学科群”，组建了一批学院。其中，人文社科专业合并成立了文学院。杨叔子说，文学院不是“文学的”院，而是“文的”学院。

时任常务副校长钟伟芳认为，杨叔子对朱九思的办学理念有很多继承和创新。得益于他的科研成就和人文功底，他在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上总能发表一些创造性意见，又善于放手发挥团队的力量。

余东升说，杨叔子力推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用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的话来说，就是不仅“切中时弊，顺应潮流”，而且“涉及根本”。

人文讲座

1994年3月3日，在没有请示杨叔子的情况下，文学院院长刘献君和院党总支书记李振文等人经过反复商议，举办了第一场“人文讲座”。

第一讲在拥有260个座位的西五楼117阶梯教室举行，由政教系教授何抗生主讲《当代世界经济与中国》，教室里座无虚席。

第四讲是建筑学院教授张良皋讲的《建筑大师曹雪芹和 红楼梦 》，人气尤其旺盛。张良皋文理兼通，既是建筑学家也是红学家，后来还讲了几场《红楼梦》欣赏，场场爆满。他开玩笑说：“我不怕杨叔子校长批评我不务正业，他自己说的，‘要办成一流的理工，一定要办一流的文科’。况且他自己搞机械，也照样吟诗诵词。”

杨叔子忙于新学期校务，直到这时才听说文学院搞了人文讲座，反响很好。第五讲时，他和朱九思都去了现场。置身其中感受到热烈气氛之后，他在校务会上提出拨专款支持人文讲座，得到赞同。

人文讲座每周至少推出一期，内容包括文、史、哲、政治、经济、艺术等，平均每场听讲人数在300人左右。一些外校生也赶来听讲座，学生们回到宿舍后还在“卧谈会”上继续辩论。听讲座在校内形成了时尚，游离之外的学生仿佛成了落伍者。

李振文说，人文讲座的层次相当高，名人效应鲜明。主持者千方百计四处邀请一流专家学者来开讲座，对来校或来湖北出差的更不会放过。这些人通常一个电话就会答应下来，没有人提出收“出场费”。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来校主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谈到“一个民族是保存着还是抛弃了自己的历史，是它将要强盛还是衰落的标志”，让杨叔子一直印象深刻。讲座结束后章开沅说，没想到华工这样的工科院校能办人文讲座，华工的道路是培养通才的道路。

到第129期时，杨叔子自己也走上讲坛，题目是《人才·教育·底蕴——从“君子不器”谈起》。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有400多人到场，一些学生在讲台周围席地而坐，过道和教室外都挤满了听众，他几乎是被围在学生中间讲的。第二天他又讲了一次，还是来了近300人。

1995年6月10日，杨振宁和香港著名企业家刘永龄受聘为华中理工大学名誉教授，在露天电影场发表演讲。电影场人山人海，挤满了两万多人。

杨振宁的讲演题目是《我的治学经历和体会》。他谈到，自己在西南联大时，学到了演绎法；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时，又学到了归纳法，这两种方法都对他影响至深。他说，自己深信中国一定会出诺奖得主，不是一个，而是一批。

演讲结束后，杨振宁很惊讶地说，没想到听讲人数如此之多，情绪如此之高，会场秩序如此之好，场面如此之热烈，是他一生所罕见的。

“人文风暴”

杨叔子曾说，之前北京一些高校也尝试过推行人文教育，但未能如愿以偿，不是没有去做，而是时机未到。1994年，华中理工大学碰上了好时机，因此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开展人文教育之初他也有过顾虑，因为那时“人文”这个字眼经常与“资产阶级自由化”联系在一起。直到1993年10月江泽民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演讲后，“人文”一词才不再是禁忌。

1994年春，杨叔子到广州参加华南理工大学申报“211工程”预审会，向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周远清汇报了加强人文教育的思路，没想到周远清非常支持：“教委刚抓了英语素质教育、计算机素质教育，下面要抓一下人文素质教育。没有问题，你们放手去抓。”

杨叔子性情平和，但遇到人文教育方面的问题都一抓到底，十分“固执”。1996年，学校投入100万元经费，在校图书馆内设立了占地200平方米的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学校将文化素质教育纳入课程体系，机械学院试点文化素质教育课，诗社创办了中华诗词创作班，京剧社创办了京剧课程，读书会、文化节、科技节、文体社团活动相继开展。

李振文说，人文素质教育在华工顺利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领导班子的配合。校党委书记李德焕是杨叔子的老同学，两人配合默契。朱玉泉接任校党委书记后，对抓文化素质教育同样“有求必应”，而且特别注意维护杨叔子的威信，对于一些疏忽之处总能及时弥补。

国家教委也有计划、有组织地推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文风暴”由华中理工大学发端，席卷全国高校。华中理工大学作为“领头羊”频繁登上媒体版面，《光明日报》写道：以华中理工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校在探索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方面，已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复合型人才之路。

1995年9月，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第一次会议在华中理工大学召开。52所高校参加了试点，华中理工大学被推举为试点院校协作组组长单位，清华、北大为副组长单位，杨叔子出任协作组组长。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徐葆耕来参加这次会议，开始推却了讲座邀请，但因听众太多临时被紧急动员来“救场”，做了一场题为《未来的大师产生于文理会通》的演讲。演讲引发了热烈反响，几乎每个停顿处都赢得了掌声。他后来称，30多年教师生涯第一次遇到如此激情的听众，当晚几乎辗转不眠。

回到清华后，徐葆耕开始倡导人文讲座。校园里挂起了“人文日新”的宣传横幅，组委会在全校公开招聘讲座主持人，开始只有6人应聘，一个月后只剩下3人。组织者们回忆，他们面临的起点虽然不高，但他们决心走下去，因为他们自豪地意识到是在做一件跨世纪的开创性工作：重振清华人文精神。

1996年，第二次试点会议在湖南大学召开。华中理工大学带去了刚出版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这本书所收录了1995年各高校人文讲座的精华。

杨叔子在湖南大学做了一场演讲。他说，我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我们要积极推动这些转变。他提到季羡林在北大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报告会上的一个发言。季羡林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集中起来就是两点，一叫做爱国主义，二叫做有骨气。杨叔子认为，这个诠释很精彩。

全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进行了三年试点之后，转向推广普及。

杨叔子认为，文化素质教育之所以能顺利推行，除了各方面的努力和教育部的支持，还要感谢清华和北大。清华北大不仅支持华工，还积极主动做了很多华工做不了的工作，事情就好办了。

“每个民族的最高凭证是它的诗歌”

杨叔子上任之初，华中理工大学曾被批评“自我感觉良好”：发展很快，在数量上拿金牌，但在质量上拿铜牌。但这种情况很快起了变化。

1994年，华中理工大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总经费中名列全国高校第6位。1995年的首次全国高校研究生院评估，华中理工大学名列第9。这也打破了过去社会上“没有朱九思，华工就会走下坡路”的论断。

1997年，杨叔子卸任校长，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继续致力于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

2003年起，教育部组织开展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杨叔子参与了其中11所高校的评估，每次都担任专家组组长。他在评估中发现一个共性问题，那就是教师上课过度依赖PPT，师生缺少互动。他觉得教学提升空间还有很大，很多老师还没有相称的知识结构和思维宽度。

他认为，文化至少有五个内涵：知识、思维、方法、原则、精神。有知识而没有文化，知识不过是一堆符号的堆积而已。思维是文化的关键，方法是根本。教师要解惑，启迪思维。有惑就是有疑，有疑必质，它的深入就是批判。

2011年，他在参加第二届全国高校数学文化课程建设研讨会时致辞，称中国高等教育界长期存在的重理工、轻人文的现象仍然严重，不是文理交融，而是文理脱节，希望更多的老师关心文化素质课程建设。

只要天气好，他每天都会在华中科技大学校园里散步，时常留心人文讲座资讯。迄今，人文讲座在学校已举办了2400多期，听讲者已达六七十万人次。

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论语》还是《老子》都能倒背如流。他每天中午都会花一刻钟阅读经典，每周复习两三次。

从1998年开始，他要求自己的理工科博士生必须会背《老子》，1999年开始要求加背《论语》前7篇，否则不能参加论文答辩。他说，这其实是在补中学甚至小学的课。他认为《老子》中最重要的是世界整体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论语》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和谐观。

赋诗填词是他最大的业余爱好，留校、入党、结婚、送别、旅行、阅读，这些重要时刻都被他记录在诗歌里。担任校长后，他在校内创立了诗社。在学校推行文化素质教育十周年时，他写了一首《浪淘沙》以示纪念：“喜事正盈园，沃土良田，何须击鼓又鸣鞭！入夜无声凝十载，佐证千篇。种播瑜湖边，德茂才翩，莘莘学子满堂贤。际会风云来日是，大树参天。”

2014年6月11日，他正在北京参加院士大会，突发脑卒中住院。在安装心脏起搏器后，他把作诗填词作为康复锻炼的一部分，几乎每隔十几天就有诗歌新作。

从1946年写第一首诗开始，他一共留存下600余首诗词。他最爱引用的是惠特曼的一句名言：“每一个民族的最高凭证，就是它产生的诗歌。”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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