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世界杯“金碗”搭筋骨的中国工人

北京时间12月14日凌晨，卡塔尔卢塞尔体育场，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3比0战胜克罗地亚队，率先晋级世界杯决赛。4天之后，还是这座球场，将见证梅西能否拿到自己的第一座，也可能是最后一座大力神杯。

全世界的球迷聚焦卡塔尔时，远在浙江打工的陈进银，每天仍像往常一样来到工地。他掏出手机，世界杯的新闻铺天盖地地涌进来。他不懂也不爱看足球，但每次刷到在卢塞尔体育场的比赛都会暂停，下意识地盯着画面里这座陌生又熟悉的场馆。

这座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北20公里的体育场，外形轮廓像一只巨大的“碗”，能容纳92400人，历时近5年建成，总耗资达7.67亿美元。

陈进银和李晓武是参与建设场馆的4600多名中外工人中的两位，他们一起在距场馆几百米的工人营地住了一年多。

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但陈进银仍然一眼就能分辨出看台上的观众位于哪个方位。他能看到自己亲手摸过的一根根钢管被精心涂装上金色，在人声鼎沸的欢呼中，沉默地支撑着这座庞大场馆。

印在钱币上的体育场

卢塞尔体育场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北20公里的卢塞尔，世界杯让这座沙漠中的小城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球迷。

十几年前，卢塞尔还是介于沙漠与海洋之间的一座小城镇，遍地沙土。为了举办世界杯，卡塔尔政府投资上千亿美元，将其打造成一座崭新的绿色城市。现如今，这里有奢华的高尔夫球场，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以及数座五星级酒店。滨海大道两旁棕榈树摇曳，豪华游艇遍布水滨。卢塞尔体育场更是成了卡塔尔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卡塔尔旅游局官方称，体育场外形设计受阿拉伯人传统的椰枣碗和珐琅灯笼启发，整体外形呈马鞍状，外幕墙是铜色圆形玻璃，配上内部灯光，使得它在夜间格外璀璨，像极了沙漠中的一只“金碗”。

11月20日，四年一届的男足世界杯在卡塔尔开幕。根据赛事安排，共有64场比赛分别在散布于五个城市的八座体育馆中举办。其中，卢塞尔体育场将承办包含决赛在内的十场比赛，以及12月18日举行的闭幕仪式。

根据国际足联官网的数据统计，在已经进行过的多场比赛中，这座可以容纳超过八万名观众的场馆几乎每场都人潮涌动，上座率超过90%。

就是在这座球场，阿根廷、巴西等球队迎来了在本届世界杯的首次亮相。梅西、C罗、内马尔等，都曾在这座球场的草坪上挥汗如雨。数以万计的球迷在这座球场内欢呼庆祝，也让这座球场成了世界焦点，为人们所熟知。

世界杯比赛期间，32支参赛球队的国旗被设计为三角形旗帜，在场馆前的空中依次悬挂。身披旗帜、脸上涂着油彩的人群络绎不绝，推着轮椅、拄着拐杖进场的球迷也并不少见。时不时还会有人在场馆外跟随着音乐即兴跳起舞，甚至有人把小型乐队搬到了这里。

对于这座如今闻名全球的体育场，秦思危(化名)的记忆还停留在两年前离开卡塔尔的时刻。

为了承办世界杯比赛，卡塔尔政府投入70亿美元修建了八座体育场馆。秦思危所在的中国公司承包了其中两座新建体育馆的钢结构建造工作，其中一座就是卢塞尔体育场。

作为一名德国队球迷，在为今年世界杯德国队表现不佳惋惜的同时，秦思危总是会想到四年前的世界杯。那时，他在刚刚动工不久的卢塞尔体育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走进当地酒吧，与球迷一起欢呼，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

今年的世界杯，他在电视上看到，卢塞尔这座沙漠小城已经大变样。看着电视上金碧辉煌的“大金碗”，光影交错间，他觉得自己并不只是一个观众。

公开信息显示，卢塞尔体育场由中国铁建与卡塔尔HBK公司负责联合建造，其中中方参建人员超过千人。在来自全球15个国家的110家大型企业、4600多名中外建设者共同协作下，体育场于2017年4月11日动工，耗时近5年，2022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

作为这座体育场的一线施工人员，李晓武和陈进银并没有亲眼见过它完成施工的最终样貌。结束体育场的钢结构工程后，他们便离开卡塔尔回到了中国，投入了新的工程。两年半后，随着世界杯的开幕，这座体育场突然成为了世界关注的中心。

尽管他们对足球都不是太热衷，也没有时间熬夜看比赛，但在老家的同学聚会时，大家围坐在一起会聊起，“世界杯那个最大的场馆，就是老李盖的。”李晓武突然想到在高温下为了确定材料安装顺序和“领导们”力争的自己，“还是觉得挺自豪的。”

如今，这座新的卡塔尔“地标”建筑，已经被印在当地2020年发行的面额为10里亚尔的新版纸币上。

卢塞尔初印象

秦思危是在2017年7月抵达卢塞尔新城的。

那是他的第一次出国之旅，等待他的，是一块巨大空地上的脚手架。

秦思危记得，当地的同事开了一辆2006年产的二手凯迪拉克跑车来接他，这辆车是同事花一万多里亚尔淘的。回去的路上车的空调突然坏了，四十多摄氏度的高温，让秦思危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根据卡塔尔当地法律规定，外国公司在当地进行经营活动，必须与卡塔尔当地“保人”合营，且保人最低占股不低于51%。秦思危的工作，就是在中国公司与卡塔尔方保人之间沟通交流，保证财务和行政工作的顺利完成。

高温只是秦思危遇到的第一重挑战。在此后四年的卡塔尔生活中，他多次因为不了解当地的生活习俗惹上麻烦，比如递文件该用哪只手，与异性在公共场合如何交流，与当地人共同工作时的穿着，等等。

由于承担着中外双方沟通的重担，大大小小的事务秦思危都要参与。其中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负责管理从中国来到5000公里外的卡塔尔施工的工人团队。

李晓武是众多中国施工团队中一支施工队的领班。这个施工队共有118人，陈进银是其中之一。

2019年9月，李晓武、陈进银和其他工友一起从河南老家来到卡塔尔。李晓武在行李里塞了几块月饼，准备在中秋节分给工地上的工友们。一下飞机，一股热浪一下子就扑了过来。

自2007年起，李晓武和陈进银不仅参与过鸟巢等国内大型体育馆的施工，还曾在刚果(布)、阿尔及利亚等数个国家参与过多个海外体育馆的建造，有着丰富的施工经验。

在参与北京鸟巢体育场施工时，李晓武听说，当时唯一的一台800吨吊车，是从新加坡调来的，用完后就买了下来。而在10年之后的卡塔尔，他发现施工高峰期有三台吊车在同时运作，全部由中国制造，其中承重最高的一台，最高可吊1600吨的材料。

与秦思危初来时面对的沙漠相比，李晓武等人到达卢塞尔时，这里已经大相径庭。卢塞尔体育场已经初具规模，密密麻麻的座椅正在紧锣密鼓地搭建中。在一片灰色看台中，红黄相间的塔吊正在不停地运转，中国工人之外，来自尼泊尔、印度、孟加拉国等国的工人，也在热浪中埋头苦干。

除了远处的低矮建筑外，周边依然是大量未经开发的沙漠，初具雏形的卢塞尔体育场如同庞然大物般蜷伏着。

整个体育场建设难度最大的部分是共计24段压环的搭建，在陈进银到达的前一个月，第一段压环刚刚被安装完毕，孤零零地被放置在70多米的高空处。

热晕的工人

李晓武和陈进银等工人们到达卡塔尔后，立刻住进了工人营地，投入施工。尽管此时已经过了气温最高的七八月份，但最高温依然超过了40摄氏度。

热带沙漠气候让卡塔尔的夏季漫长而炙热，从4月一直到10月，气温最高时可达50摄氏度。由于三面环海，空气湿度大，闷热更加重了高温带来的不适。高温作业成为了施工团队面临的第一大难题。

李晓武和他带领的施工团队负责体育场整体钢结构的搭建，就是用总重30000吨的钢板搭建起体育馆的形状和骨骼，是让卢塞尔体育场从设计图纸上“走下来”最重要的一步。

吊装、钢板拼接、组装焊缝、拼装……尽管工作内容看起来相比其他体育场馆的建设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李晓武觉得，这是他入行多年来最艰难的一次工作。

时隔三年，回忆起那种酷热，李晓武似乎还有所感觉。在工地上走上两百米，浑身就会湿透，汗水顺着脸颊和下巴往下淌。手刚一垂下，汗水就会顺着胳膊“吧嗒吧嗒”滴到地面。空气里海水的咸味和阳光照射的焦糊味混在一起，令人头晕脑涨。

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和飞扬的尘土，在未成形的场馆骨架正上方，太阳毫无遮挡地焦烤着整片大地。李晓武觉得，自己的毛孔在扩张，不停地流出汗水，把黏在胳膊上的尘土都冲了下来，心跳越来越快。

为了保证工人的身体健康，工地上还停着装有空调的大巴车。一旦工人有需要，可以上车休息。工地还建立了高温预警，一旦温度超过40摄氏度，就会在工地竖起红旗，要求工人立刻停工。

真皮围裙、厚重的工装、防护面罩、眼镜、橡胶手套……根据工地的要求，工作人员施工时需要穿戴规定的装备，有人随时检查，不可以随意穿脱。

李晓武明白，这是为了保护工人的安全。但在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下，这些防护装置成为了一种“阻碍”，让人呼吸不畅，头脑发晕，只能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手中能把人烫伤的钢管上。撑过十几分钟，等身体逐渐适应后，再咬牙坚持下去。

卡塔尔方面对建筑的要求标准极高。这一点秦思危最有感触，有时一份简单的文件需要七八个人签字，就连买一把尺子都要先通过多方核对。

为了既能赶工期又避开高温，工人们分成几个班次轮流工作。第一班从早上五六点到中午十一点，熬过最热的高温时间，第二班从下午三点工作到七点，晚班则是从晚上七点一直工作到凌晨四点。

陈进银在非洲好几个国家工作过，对他而言，高温作业也并不是第一次，但卡塔尔这样难熬的高温他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些国家里，卡塔尔是最热的。”

只要一走动，马上就会出一身汗，有些月份的最低温甚至比其他国家的最高温都要高。尽管工地上有给工人降温、休息的大巴车，但在高空作业或者工程紧迫时，休息的时间并不是十分宽裕。

因此，尽管并没有额外的酬劳，但陈进银更喜欢上夜班。傍晚七点后，气温会慢慢降下来，工作起来会更舒适，比起难耐的高温，他更愿意熬夜通宵工作。卡塔尔和中国有五小时时差，凌晨四点下班时，中国已经是早上九点，这让他觉得晚班的时间没有那么不可接受。

2019年12月7日，陈进银坐在塔吊的驾驶室里，在有节奏的敲打声中看着不远处的吊车缓缓将几百吨的压环拉起，这是第13段压环，代表工程即将过半。看着眼前蓝白相间的塔吊，他念叨着，“越来越快了，马上就要完工了。”

另一种生活

2019年的卢塞尔，还没有当下世界杯的热闹与繁华。

陈进银和李晓武记得，因为语言不通，当地习俗又与中国相差较大，工人们绝大多数时间住在工人营地里，吃穿都由工地提供，开具出门条才能离开营地。

在他们看来，卡塔尔工人营地的居住条件几乎算得上是他们住过得最好的工人营地之一。尽管是临时修建的板房，但四人一间的房间，面积超过20平方米，储物柜、空调等一应俱全。清洁工随时打扫卫生，连楼道里都安装了空调。饭菜也足够丰盛，中国工人的三餐，甚至专门由中国厨师负责。

在有限的一些外出时间里，陈进银最常去的地方，是一家叫“黄河超市”的中国超市。尽管和中国比起来物价昂贵得多，但总算能买到一些更亲切的食物和生活用品，比如比当地水果更便宜的中国产苹果。

出门不便的时候，陈进银他们会列一个购物单，超市老板送货上门。工人们几乎所有自己购买的生活用品，都来自这家超市。

晚上没有排班的时候，陈进银有时会和朋友们一起找家酒吧喝酒。在严格限酒的卡塔尔，这是他们唯一能找到、可以合法喝酒的地方。酒吧靠近海边，工地以外，陈进银对卡塔尔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片海。

每当夜幕降临，为了躲避白天的高温，极少出门的当地人，会驾驶着豪车特意从多哈来到这片20多公里外的海边，拿出帐篷、烧烤架等露营装备，一家人在海边玩个通宵，直到凌晨四五点。看到过几次后，陈进银感叹，“看起来还挺舒服的。”

卢塞尔慢慢地建成了，越来越多的棕榈树被种植在城市里。陈进银听当地人说，一棵树的维护费用，每年需要至少三万元人民币。在卡塔尔看一个家庭有没有钱，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看看门口有没有种树。

建造卢塞尔体育场的工人除了中国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工人占了大多数。据李晓武观察，中国工人主要负责切割等工作，而其他国家的工人主要负责安全监护等。中国工人的薪水，一般是在国内工地施工的1.5倍左右，而其他国家工人的薪水相对低一些。

李晓武记得，每周会有一辆取款车来到工地，供工人们取款。中国工人基本都会取500里亚尔面额的纸币，而孟加拉国的工人几乎都只取50里亚尔或100里亚尔面额的纸币。

卡塔尔的物价水平远高于工人们的消费能力。李晓武说，蔬菜水果的售价折合人民币，一公斤要几十元。工人们去超市买水果时，大部分都是只买最便宜的苹果。而高额投资、摩天大楼、豪华游艇这些，离工人们更是遥远。

离开时的“纪念品”

2020年4月起，伴随着新的夏天到来，新冠病毒开始在卡塔尔大肆传播。

原本就需要裹得严严实实的工人们，为了防止疫情感染，被要求在施工时必须佩戴口罩。这让他们更加呼吸不畅。随着温度的逐渐升高，这条规定改为施工时身边如果没有其他人，可以暂时摘掉口罩。

但这并没能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到项目结束时，100多人的施工团队里，共有20多名工人被感染。幸运的是，他们都没有什么后遗症，身体恢复后就又回到工地，继续未完成的工作。

但疫情让工期又一次延长了。2020年10月，李晓武所在施工队伍的场馆建造工作终于结束了。最后也是最大的问题摆在了工人们面前，由于航班“熔断”政策，卡塔尔已经没有直飞中国的航班，他们无法买到回国的机票。

李晓武和工人们两次找到了中国驻卡塔尔大使馆，求助中国大使馆参赞。最终在各方协调下，工人们得到批准，可以先从卡塔尔前往巴基斯坦，再转机回中国。

经过了两个月的等待，从2020年12月开始，工人们开始分批踏上回乡之路。他们先在卡塔尔隔离20天，再前往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隔离半个月，检测后满足登机要求，从巴基斯坦登上回国的飞机，在武汉降落，在武汉再隔离半个月后，才能回到自己的家。

2021年初，在完工四个月后，作为最后一批施工队伍中的一员，李晓武终于可以回国了。

就在那时，卡塔尔新发行的纸币，卢塞尔体育场作为标志性建筑，被印在了10里亚尔纸币上。工人们商量着，想办法拿到纸币，留作纪念。

李晓武想了很多办法，但都没拿到。就在他们在多哈机场准备登机回国前，有了意外之喜。他们想把手头最后的卡塔尔货币换成人民币时，竟然发现机场换汇处有新发行的纸币，上面印的，就是昨天还在眼前的卢塞尔体育场。工人们赶快换了新纸币，留作最后的纪念。

李晓武将纸币分了分，他自己拿到了两张。卡塔尔的20里亚尔折合人民币不到40元，在卡塔尔当地甚至买不了一公斤新鲜蔬菜。但李晓武觉得，在带回来的行李中，它们最珍贵。

飞机在轰鸣声中驶离跑道，卡塔尔的高楼大厦慢慢变成小方块，直到消失不见。在飞机上，李晓武想起一件遗憾的事，离开卡塔尔前他领到了一笔奖金，决定和朋友一起去逛商场。在一家奢侈品店里，他看中了一款手表，思来想去没舍得付款，“在国内就很难买到了，很多男人不是都想买块贵点的手表吗？我当然也喜欢。”

秦思危回国的时间更早一些，2020年9月，他从卡塔尔回国。他离开的时候，场馆已经接近完工。整个体育场像一座小型的钢铁森林般矗立着，周边也从沙漠变得高楼林立。他站在场馆前，还是能回忆起初到卡塔尔扑面而来的那股热浪，以及沙漠中地标一样的脚手架。他在心里默默地跟这座生活了三年的城市告别，“或许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到这里了，但我会永远记得这段难忘的岁月。”

A10-A1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侯庆香 【编辑:房家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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