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间“零彩礼”样本：婚事花费平均减少7万元至15万元

网络编辑政务 2023-02-17 06:22:45 0 彩礼河间市婚俗

婚俗改革大礼堂由村民集资修建，提供婚宴的场所和做饭的厨房，主家(举办婚宴的人)只需要付几百块钱的保洁费和使用调料的费用。王春相对大礼堂很满意，“省钱了，而且就在村子里，不像过去在镇上的酒店摆酒，担忧小孩乱跑，喝醉的客人回家也不安全。”

这桩婚事的另一个亮点是“零彩礼”。

河间市创建文明城市工作促进中心主任杨翠霞和河间市民政局副局长郭自勉也专程前来为这对“零彩礼”的小两口送上祝福。

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即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前几年，河间市也有这种趋势，农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讲排场、比阔气的奢靡风气愈演愈烈。”杨翠霞告诉记者，2018年，河间市召开了移风易俗推进大会，把遏制高额彩礼作为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抓手和突破口。2021年4月，河间市成为全国第一批婚俗改革实验区。“河间市婚俗改革工作的亮点集中在‘零彩礼’‘低彩礼’新人不断涌现，全市结婚新人彩礼显著降低。”

根据河间市民政局在今年1月发布的信息，自2021年4月至今年1月，全市共办理新婚登记4726对，其中“零彩礼”“低彩礼”占比88%，每桩婚事花费比从前平均减少7万元至15万元。

“零彩礼”的婚事

32岁的杨蕊长着一张鹅蛋脸，采访到一半，孩子的啼哭声打断了采访，她急忙去哄孩子。结婚后，杨蕊和丈夫在新疆创业，经营保温材料的生意。去年11月，二宝出生，过完年，她留在家中照顾孩子，丈夫自己先回了新疆。

4年前，杨蕊因“准新娘主动退回18万彩礼”的事情被多家媒体报道，退彩礼的这一幕被人用手机记录下来，视频中丈夫胡亚洲从岳父杨国峰手中接过18万的现金，深深鞠了一躬。“当时他说话都有些哽咽了，眼中泛着泪花。”杨蕊也是后来才知道，当初公婆为了凑齐这18万彩礼钱，找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

“当时我的一些小姐妹直接说，不看好我们。因为家中还有一个小叔子，万一小叔子以后结婚，公婆给了那边彩礼，姐妹们担心我会心里不平衡。”杨蕊说她最初就不认可高彩礼，但当时身边的风气是这样，大家都是这个数，便没有拒绝。后来政府提倡“零彩礼”，她完全支持，而且自己的父母也很开明，同意了。她想如果以后小叔子结婚真需要给彩礼钱，她也能接受。

杨蕊是河间市杨官庄村第一个“零彩礼”的新娘。杨国峰记得，按照当地的习俗，2018年，订亲时，亲家给了8.8万，次年结婚前又给了10万。再早两年，他儿子结婚时也是这么给出去的。

2018年12月7日，河间市召开移风易俗推进大会，会上提出以治理婚嫁事宜大操大办为重点，在各村、社区成立“红白理事会”，提倡婚事新办、婚事简办，通过举办“零彩礼”集体婚礼等活动，鼓励“零彩礼”“低彩礼”，并下发了《河间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关于在全市城乡深入开展移风易俗工作的实施意见》。

杨蕊家所在的沙河桥镇副镇长李惠颖回忆，当时市、镇政府知道了杨蕊家要办婚礼的事情，就和村干部一起上门劝说，希望能“零彩礼”，婚事简办。杨国峰坦言，最初他和妻子也担忧过，认为给彩礼是男方对女方的尊重，彩礼钱也能给女儿一个保障。李惠颖记得，当时他们了解到，杨国峰的儿子已经成家，家庭条件尚可，拿了彩礼，最终也会给女儿，“我们当时也是以这个为突破口，劝服他的。”

按照当时河间市的要求，提倡“低彩礼”“零彩礼”，同时市文明办发布的婚事办理参考标准为：酒席控制在350元/桌以下；用烟价格在10元/盒以下，用白酒价格在50元/瓶(500毫升)以下。

最终，杨国峰与亲家商议决定，双方均不燃放鞭炮；女方不再操办酒席；婚礼当天预订的18辆小轿车减至6辆加一辆大巴车；白酒从几百元一瓶的改为几十元一瓶的。

“没个三四十万，娶不到媳妇”

三十多年前，杨国峰结婚时，给了岳父几百块钱的彩礼。结婚后家里一穷二白，他和妻子一起创业，经营自己的家庭。

几年前，儿子结婚时，他打听了一圈，彩礼已经涨到了18万。

西旧馆村村支书王秋来回忆，差不多在2010年，自己的儿子结婚时，给了亲家10万彩礼。之后的五年，彩礼飞速上涨，到了2015年，彩礼最多的可以给到30万。加上婚宴、婚纱摄影等，“没个三四十万，娶不到媳妇。”

西旧馆村的主导产业是电力器材销售，王秋来评估了一下，村里平均每家的存款10万左右，即便如此，彩礼钱对不少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不少人家为了娶媳妇四处借钱，村委会调解过不少因为彩礼闹矛盾的家事。

“早几年，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少。”王秋来说，村里有户人家，父母为了儿子娶媳妇前前后后欠下了25万的外债，儿媳妇婚后带回来十几万的彩礼钱，“当时，父母欠的外债还不上了，儿媳妇又不愿意动用自己的钱替公婆还债，小两口差点闹离婚。”

65岁的石炳启在北京某单位退休后，2018年回到大庄村当村支书。刚回到老家看到村里的婚俗情况“很震惊”，“当时村里的彩礼最多有三十多万，而且越是贫困的家庭，彩礼钱越高。”大庄村以种植蔬菜和树苗为主，村民的年人均收入大约是3万块钱。

除了彩礼，一同上涨的还有婚礼的规格。

王秋来说，婚俗改革前，最基本的婚礼规格也是吃饭要到乡镇的饭店吃，每桌至少888元，按照吉祥数来的，每次婚礼都要订四五十桌；接亲的车队最低是奥迪，每次租车都是26、28、30辆，按着双数来；请一个婚庆主持加场景布置，要七八千；烟的话一定要是高档的；酒要两三百块钱一瓶的。

河间市民政局局长马忠文告诉记者，在河间市婚俗改革工作之前，“农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讲排场、比阔气的奢靡风气愈演愈烈，传统的礼仪已经演变为大吃大喝的‘面子工程’，彩礼水涨船高，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在调研的基础上，河间市出台相关文件，决定把婚俗改革工作作为重点工作之一。”

第一个“吃螃蟹”

坐落在城北十公里处的二十里铺村是河间市婚俗改革的先行者，2017年11月，市里还没有下发移风易俗工作的实施意见前，二十里铺村已经贴出了《二十里铺村红白事改革制度》，包含12条白事、10条红事规定。

二十里铺村村支书王志强告诉记者，最初是因为不时有村民找他反映，红白事攀比特别厉害，办一次事平均下来，单是吃喝要花至少3万。

王志强先是在村里面开了一个会，说要改革，村民们也都同意，但具体怎么改，难以统一，“反反复复开会，最终确定了这22条规定。”

红事“婚礼车队控制在轿车6辆以下，其他车辆一律为客车；烟价格控制在10元以下，酒价格控制在30元以下……”

王志强回忆，《二十里铺村红白事改革制度》刚刚颁布，就遇到了困境，谁也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制度标明了在2017年11月1日正式执行，11月有一个结婚的，婚礼流程是10月定下来的，对方不愿意改动。”

“总不能第一炮就打空炮。”王志强和几个村干部登门了几次，主家就是不同意，“把什么事都推到女方家，说是女方不愿意。”

最终，王志强说动了婚礼的“大操儿”(村里负责协助主家操办红白事的人)，“大操儿”认可村里的规矩，向主家表明，不按照村规办事，就不去给他们主持，主家同意了。

“很多家庭不是不愿意遵循制度，更多是担心自己家婚宴的规格低了‘丢面子’。我们就在微信群里说是村委会强烈要求这么做的，也给了主家台阶下。”五年的改革，王志强总结出经验，改革最重要的是“公平”，“村里有人在市里做干部，还有特别富裕的家庭，都是按照我们的村规办的。其他人看到他们这样，也就不想着丢面子的事，愿意遵循了。”

“实际上，河间市的婚俗改革开始得更早。”杨翠霞说，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动”。中央和有关部委也陆续下发文件，提出要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工作，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他们宣传的第一个典型事例是在2017年。当时，河间市的一对新人结婚，男方家庭不富裕，新娘了解情况后，主动不要彩礼。当时的河间主要领导专程看望了这对“零彩礼”新婚夫妇，这件事在当地被广泛报道。

2018年12月7日，河间市召开移风易俗推进大会，提倡婚事新办、婚事简办，鼓励“零彩礼”“低彩礼”。

2021年4月，民政部公布了15家全国第一批婚俗改革实验区，河北省河间市位列其内。

领导做主持，村民有面子

河间市的婚姻登记处坐落在城市北边一个公园内，入园左手边的展牌上，写着“君子淑女，燕尔新婚，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公园里栽种着象征爱情的合欢树等植物。

河间市婚姻登记中心副主任单艳丽告诉记者，婚姻登记处原本设在河间市行政审批中心，有一个结婚登记窗口、一个离婚登记窗口，同其他行政审批窗口一起办公。2022年5月建成了这座位于公园内的婚姻登记处，同时配备有婚姻辅导室、颁证厅、喜事汇、幸福讲堂等。

每周五上午，河间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道德模范轮流在婚姻登记中心为“零彩礼”“低彩礼”新人颁发结婚证及新婚礼物。

单艳丽说，“我们改革不是说不搞仪式，我们反对的是铺张浪费，希望通过规范化登记仪式，做正确的引导。”

2021年4月，河间市成为全国第一批婚俗改革实验区以后，成立了以市委书记、市长任组长的河间市婚俗改革实验工作领导小组，单艳丽说，“改革工作不仅仅是在民政局和文明办，像妇联组织了公益红娘群，团委搭建了一个大龄未婚青年交友联谊平台，涉及十几个部门。河间市每年举办‘5·20零彩礼’集体婚礼、成立公益红娘群、建立‘小桔灯’婚姻家庭关系志愿服务队、开展‘幸福讲堂’等。”

杨翠霞说，目前，河间市615个村全都成立了红白理事会，负责制定本村婚丧嫁娶的村规民约，由村支书担任各个村红白理事会会长，保证实施效果。政府部门下发了《河间市婚事新办操作手册》等文件，“我们只是提供一个标准，但具体措施可根据实际情况由本村的人自己协商，不可能是一刀切的。”

沙河桥镇副镇长李惠颖这两年也忙起来了，2021年4月以后，单单是婚礼她就参加了三十多场。她介绍，一般情况下，村委会得知哪家要办婚事，上报到乡镇，然后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人一起到“主家”做说客。在她看来，很多人一开始拒绝都是面子的问题，“有的村子的村支书德高望重，村支书直接表明不按照村规民约办事，他就不去参加婚礼，村民多少都会给村支书一个面子；有的村子说服村子的大户很重要，只要大户同意了，其他人也都不会说什么了，而大户最看重的是荣誉，请镇长甚至是市里的领导参与主持婚礼，他们觉得更有面子。”

一个村里的富裕户还记得镇长参加他女儿婚礼的场景，“领导登门，荣幸呀。”

大庄村村支书石炳启说，他是从婚礼的仪式改革上入手，先是改革了村里的红白理事会，“过去有的‘大操儿’为了拿回扣，不会帮主家省钱。”将村里闲置的村委会旧址改为婚俗改革大礼堂，方便村民办红白事，同时也便于统一标准。规定酒席不超过12桌，担心主家嫌婚礼不热闹，村里组建了自己的鼓队，“只要管一顿饭就行了”。

多位村支书向记者表明，他们在婚俗改革的过程中，最难做的是彩礼改革，而彩礼改革中最难的是做通女方父母的工作，女方父母拒绝的理由多是认为这是家事，拒绝沟通；想要为女儿要一份婚后保障；担忧村里人说闲话，是不是因为女孩有啥问题才不要彩礼的？李惠颖说，他们会先了解每个家庭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谈，“村支书因为了解本村各户的情况，起到的作用很大。”

改革的难点

记者采访时，也有不少村民表达了对彩礼的支持。

“男的女的结婚就那么点事，给彩礼也是习俗，应该给点。”今年56岁的村民老张说。

刘姐的儿子今年26岁了，还没结婚，“没媒人给说，也愁哩。”她也认为应该给彩礼，“人家养大的闺女嫁到男方家，怎么能不给彩礼呢。”她老早就开始给儿子攒“娶媳妇的钱”。

30岁的刘芸芸(化名)是“零彩礼”的践行者，但是身边的朋友结婚前向她征询意见时，她建议慎重考虑，“不建议要太多，但可以适当要点。”

刘芸芸说，她在结婚之后发现生活中多了许多开支，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 “对我来说，父母能支援，公婆也很明事理，目前没有遇到什么难题。但如果遇到婆媳关系紧张的，女方怀孕后可能没有收入，这时候，女孩子手中有点彩礼，也是一个保障。”

2017年前后，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讲师陈晶环曾经在河北省多个村子进行过调研，她发现持有刘芸芸这种观点的女方家属占多数，“现在独生子女居多，女方要彩礼不再是人们传统认知的，女方父母留下彩礼钱，给儿子娶媳妇用或用于自己养老。现在，多是让女孩子带回新婚家庭，让女儿有一个保障。”

“但女性不能完全指望彩礼来保障自己的地位或者说权利。”陈晶环调研发现，支付高彩礼的婆家往往也对媳妇提出更高的要求，“对女性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自身的资源，如受教育水平、工作能力等。”

杨翠霞说，推广“零彩礼”，不是绝对地让所有人都是“零彩礼”，目标还是想要通过“零彩礼”树典型，降低彩礼的标准，遏制天价彩礼的风气，“不管是婚事简办还是彩礼改革，都不是说不让人们花钱，而是为了遏制铺张浪费。”

“改革的难点在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杨翠霞说，“有做得好的村子，也有做得没那么好的村子，我们也是想办法树典型人物、典型村子，从而在全市形成一种风气。过去可能大家认为铺张浪费、要高彩礼是一种风气，通过党委政府的推动、村镇制定村规民约，不断引导这个事情，慢慢把风气转变过来。”

陈晶环也曾到河南、四川等多地进行调研，她发现天价彩礼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农村地区男多女少，引发的婚姻市场竞争加剧；经济高速发展导致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这些问题很难短期内快速解决，也不能要求政府一下子就将这些问题全都解决，风气的改变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杨翠霞说，随着调研、改革的深入，他们也发现了大龄男青年的问题日益突出，为此，市文明办、市人社局等四部门联合制定、印发了《河间市大龄未婚青年“双帮扶”服务活动实施方案》，对学历较低、生活技能不高、家庭条件相对较差的未婚大龄青年实施“牵线搭桥”“技能培训”双帮扶，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