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海更深：译者金晓宇和他的父亲

51岁的金晓宇第一次使用智能手机是在今年年初，那是母亲生前用过的手机。通讯录里除了母亲的老朋友之外，他开始有了自己的联系人——同学、老师、翻译同行和记者。

去年冬天，父亲金性勇在殡仪馆向杭州本地媒体拨出那通电话，这些联系才得以发生，“你们能不能写我儿子的故事？我儿子是天才，他现在精神病院里，他妈妈今天刚走了。”

他口中所说的儿子金晓宇是躁郁症患者，也是译者。在疾病没有侵袭的时间里，金晓宇待在20平米的房间里，自学英、日、德三门语言，译著22本，却鲜少人知。自从他高中确诊后，父亲金性勇的生活轨迹也跟着改变了，照护生病的儿子成为最重要的事。

媒体由此关注这对父子。几个月后，父子迎来久违的好消息——金晓宇应邀加入了省翻译家协会；有出版社慕名而来，给他涨了稿酬；还有，他失明的右眼得到了医治。

但当旁人渐次离去，父子俩的生活便重又回到沉默中去。危机感始终笼罩着他们。每天，金晓宇拼命抢时间翻译；而金性勇战战兢兢地照料儿子，更加忧心日后子无所依。

沉默的家

在金晓宇家里，最鲜明也最易忽略的是一种特别的沉默。

七月以来，杭州接连发出高温预警，天气燥热，屋外蝉鸣阵阵，喧天响，但饭桌上的父子很安静，只有头顶的吊扇吱呀吱呀转。

金晓宇先打破了沉默：“今天的虾几乎每个都是活的。”他边吃饭边低头说。这家人的每餐饭几乎都有虾，以及黄瓜、番茄蛋汤，因为金晓宇爱吃。

父亲剥着虾，没看儿子：“是吧。多少钱一斤？”

“23。”

“可以。”

每天午饭开始，金晓宇都会说起早上买来的菜，这是他们一天之中少有的对话。父亲不明白金晓宇询问菜价的心思——他担心父母不在之后，无法翻译和自理，两三年前开始训练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然而，父亲以为儿子无聊瞎问，也简单应答。

这不奇怪，金晓宇的情绪不着痕迹，常常被忽视。他高中时患上双相情感障碍症，常年服用镇静药，长着一张没有情绪的脸。就连汗水淌满了脸，他抱怨说“热死了”，只是皱了下眉头。他很少笑，笑起来扬起嘴角，不过三秒，迅速收回。

不过，平日和他接触最多的民警提醒我，金晓宇表情木讷是好事，如果主动说很多话，说明要犯病了。

将近30年，他被“养在家里”，很少与外人接触，说话会结巴，不停搓手，只有面对父亲才能放松。

父亲金性勇，87岁，正好大了儿子三轮。他有一对长寿眉，笑起来很慈祥，算得上健谈，却和儿子说不上话。父子俩相依为命，却各自孤独。

走进他们生活的底层旧屋，会先经过一个朝南的小阳台，以前母亲曹美藻的缝纫机就摆在这里，在她没生病的时候，父子俩总能看到她坐在这里做衣裳，缝纫机踩得“哒哒哒”响。她去年年末过世之后，家里彻底陷入了沉寂。再往里走是一个昏暗杂乱的客厅，也是金性勇的卧室，与儿子的房间仅一墙之隔。

父亲的生活作息围绕着儿子。正值小暑，天亮得早，五点多，虽然金性勇还躺在床上，耳朵已细细辨别儿子屋里的动静——最初是铁架床发出嘎叽嘎叽的声响，应该翻身起床了；之后是“滴”的一声，应该关掉了空调；再后来，凳子磕磕碰碰，屋里有了灯光，他无疑是走出了房门，进了厨房。

自从母亲生病卧床后，金晓宇主动承担了些家务活，早起烧水、准备早饭。等一切准备就绪，他凳子一拉，准备坐下用餐，父亲便起身跟过去。

7点左右，金晓宇出门散步锻炼、买菜，一个小时后回家，把虾做好，他就进屋开始潜心翻译了。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之后一整天他不会出家门。

午饭便是父亲的任务了。一般在9点半，金性勇拖着吃力的步子走进厨房，不知身体哪里出了问题，他的脚浮肿得厉害。这天，他准备把猪蹄加进盘里蒸，结果筷子不小心掉在了地上，他低下身子，望着筷子，迟疑了几秒，缓缓弯下腰，捡了起来。

对这个岁数的老人来说，做饭已经是一件劳神费力的事。平常金晓宇要是住院了，他就去社区食堂打一个盒饭吃一天，但只要儿子在家，他一定会做饭。

怕做饭晚了，儿子的午休时间也要推迟。父亲直到做好饭，留在锅里保温，才坐到沙发上喝一口水。等听见儿子开门的声音，他又走过去盛饭、端菜。

午饭后，金晓宇会继续关起门来翻译，偶尔传出他读外文的声音。隔着一堵墙，父亲坐在沙发上，看文学书、读报、写东西，累了便坐着打盹。

两份同情，一份父爱

金性勇曾在笔记本上写下一段文字，取名《父与子》：父子在一起的快乐融合了最无私的爱和充满信任的友谊。

我们不无伤感地发现，儿子成年之前的这段时光，或许也是这两个男人一生中最亲密的时光。

但金晓宇说，他性格的改变，也许从眼睛受伤就开始了。

那一年，金晓宇6岁，哥哥金晓天9岁，父母是工程师，一家四口住在天津的家属大院里。

那天，父母去上班之后，金晓宇和哥哥到邻居家玩。在他看小人书的时候，邻居小孩举着气枪，一支铅笔从气枪里飞射而出，打中了他的右眼。第二天，做完了晶体摘除手术，眼睛看不见了。

金晓宇一只眼受伤之后，一家人的生活看似平静，水面下却波澜起伏。金晓宇说，那时起，母亲便经常说眼睛不好，学理科不行，显微镜也看不了，于是他一上数学课就说话捣乱。后来他还会偷拿同学抽屉里的卡片，逐渐厌学。

为了他能好好上学，六年时间里，母亲为他转了三次学，但是他到了六年级，厌学反而严重了。

1984年，金晓宇小学毕业后，在天津生活了22年的金性勇决心带着一家人离开，到杭州生活，因为“心里面伤心，他的眼睛是在天津丢的”。

在金晓宇印象中，他换了新环境，学习状态挺好，但是初三又开始厌学逃课，每次不去就是一个星期，到了高中喜欢上围棋之后，开始“大段大段”地不去上课。

到了高中，金性勇发现，儿子脾气变得“古怪”，生气的时候会摔东西。金性勇带着儿子去医院检查，确诊了“躁郁症(也称为双相情感障碍症)”，他至今记得医生的话：这个病来得快、去得快，治好以后很可能复发。

从此，金晓宇开始每年至少住院两三次，当时还没医保，每次住院一两个月要花费万把块钱。这个家庭开始为钱发愁。正巧，第二年，金性勇作为儿童用药科室副主任被派驻泰国，他珍惜这个机会，妻子也鼓励他去，因为可以拿国内外两份工资。

正是他出国的两年里，儿子的求学心态屡屡出现问题。1990年，金晓宇放弃参加高考。没多久，又想继续念书，复读一年后考上了杭州大学外语系，但因为档案中有缺课记录，没录取，转入浙江树人学院读国际贸易专业。刚读了半个学期，他不适应学校环境，病情发作，醉酒后，跑到学校老师的车上乱蹦跳，被送进了医院，不久辍学在家。

在异国，金性勇最记挂的是金晓宇，为此曾邮寄过一张明信片，鼓励儿子“去奋斗”：

记着我的话，去奋斗......世事短如春梦，父子情如蚕丝，从不计较苦劳心，万事委托儿命。幸遇二儿及第，况逢吾有转机，来年合家又相聚，天伦之乐已定。

“没啥感觉，”金晓宇回忆，“看了就放一边了。”

此时，大儿子金晓天刚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考进银行工作，基本不需要父母操心。金晓宇对父亲说，你对哥哥是爱，对我是同情。金性勇听了伤心，他告诉金晓宇，“因为你一个眼睛不太好，我同情你。你生病，我也同情你。但你是我儿子，我也爱你。两个加起来，比哥哥还多。”

慢慢地，金性勇发现自己和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根本不听话的，确诊之前，我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更无解的是，儿子变得不太说话，笑容也越来越少了，一发脾气就砸冰箱和电视，把房门踢出了窟窿。

“轻生”与“退养”

金晓宇不是没有想过自杀。

他肄业后，曹美藻为他报了浙江大学英语系大专的自考课程，之后，又托关系为他找了书店的工作。

在金晓宇的叙述中，那段日子很难熬。他当时没有主见，全听父母安排，去做柜台营业员，负责帮顾客找书和收银，需要与人交流，但他的性格不善于跟人沟通。他挣来的钱，又全部上交家里，开始觉得工作很没意思，“脑子胡思乱想，精神可能出了问题。”

他感觉自己没办法继续工作，但是母亲又为他找了另一家书店工作。金晓宇回忆，“我不去上班，我妈妈坚决不行，死也要出去，要上班。”

那一天，金性勇听到扑通一声响，跑了过去，看到儿子坐在地上，才知道儿子本来准备把皮带系在窗户上轻生，幸好皮带没扣紧，断了。此前，金性勇在泰国的时候，晓宇也轻生过一次，吞了大量安眠药，难受得倒在地上，后来被母亲发现送医院洗胃。

金晓宇说，第二次轻生后，父亲便决心把他“养在家里”，母亲想管也没办法了，他开始在家里看书、自学语言。

为了兼顾儿子和赚外快，金性勇夫妇先后从原单位“退养”，这一选择的好处是，名义上提前退休，但可以照常拿工资。此后，曹美藻每天去证券交易所炒股，而金性勇外聘到小工厂做新药开发的工程师，工作灵活自由，方便照顾儿子。

张兰芬是曹美藻的好友，她记得，那段时间曹的心情一直不太好，她曾特地从苏州赶到杭州看望，但每次曹都对她说，“我小儿子怕见生人”。两人每次见面都约在宾馆，她难得去过曹家里一趟，只见过金晓宇的背影。

在相近的时间里，张兰芬从曹那里得知，她的大儿子金晓天不告而别，出国去了澳大利亚，没有音信。

在父母看来，破碎又难以启齿的生活，对儿子金晓宇来说，却是前所未有的自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感觉人生有点幸福，”他说，“没人管我，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过，这一时间他面临新的压力。他不愿被认作“啃老”，为了证明自己能养活自己，他仍会关注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曾四次出门找工作，去过印刷厂、网页设计公司、旅游公司，但因为精神和能力的问题没留下来。最远的一次，他精神出状况，一个人跑到横店去找英语方面工作，此前他听说母亲的大学同学在这家公司，当时他英语和日语都可以，面试通过了，但还是被父亲带回了家。

那段时间，父母也找了一些医药和油漆方面的论文，让他翻译，他很愿意做，但是活非常少，他一年大约也只能翻译一万字，少的时候只能挣600块。

当时，他想这辈子能翻译一本书也值了。

翻译与疾病

多年之后，在金晓宇的世界里，翻译成为最紧要的事，因而电脑是他最珍惜的东西之一。他节俭，夏天睡觉经常不开空调，但担心电脑发烫坏掉，每次翻译空调都开着；不翻译时，他担心落灰，电脑和主机上会盖一块碎花白布；父亲也发现，他每次发病从不碰电脑。

他翻译的第一本书是《船热》，这个机会是母亲为他争取来的。2010年，曹美藻去南京大学参加同学会，老同学得知金晓宇做过一些翻译工作，为他牵线了南京大学出版社。

不久，出版社寄来了一本小说集。金性勇记得清楚，本来出版社只想让金晓宇翻译一章试试，但儿子拿到书就开始关门翻译，除了吃饭、上厕所很少出门，只用了两三个月就完成了整本书的翻译，“基本上不需要查字典就翻出来了。”

但交稿之后，图书却迟迟没有出版，金晓宇度过了非常焦虑的一年，他重新陷入了“没本事”的危机里。父亲的日记本记录了他当时的状态——出院后，连着两顿饭不吃，药也不肯吃；熬夜打电脑游戏；直到看他吃了药，“总算过了一关”，“大家平安无事睡去”。

金晓宇的第三本译作《嘻哈这门生意》从译完到出版也拖了很久，最严重的时候，他几天不吃饭，肠胃黏膜破坏，甚至想一死了之。

遇上难翻译的书，同样让他痛苦。

至今为止，他觉得最难翻译的书是《好兵》。这是英国作家福特写于二十世纪初的代表作，他刚读第二段就陷入了生僻词汇的迷宫。于是，他决定先把单词一个个摘出来，结果单词还没抄完，他住院了。

他无法掌握疾病出现的规律，所以在他的翻译日程里，没有双休日、节假日，他“玩了命”翻译，直至累到身心俱疲，住院为止，彻底放下翻译。这倒让他感觉到轻松了，“在医院里等于休息。”

相比之下，简单的书，他一两个月就翻译好了，但一交差，他会马上投入下一本书，不留休息时间，防止身体出现状况。如果等不到新书，他就学习新一门外语。

躁郁症来势凶猛，随时可能剥夺他的正常生活。金晓宇始终如履薄冰，“翻译的过程中，我祈求简单一点；校对的过程中，我祈求顺利一点；不翻译的话，我祈求学习时平安一点。”

这一点，在金性勇的记忆里，也形成了一个规律，儿子在翻译完手头的书，接不上下一本书的时候，容易发病。翻译成为他生活秩序的支点。

但金晓宇自己的解释是“混日子”，他计划译著数量最好达到从出生到去世之前，每年一本。虽然开始翻译时，他已经是中年，但他想现在一年两三本，仍能追赶上。等到了60岁，眼睛不行了，再放缓至一年一本。

危机与跋涉

更紧迫的危机是，金晓宇担心如果父母身体不好了，没人照顾自己，生活无法保障，他也没办法继续翻译。因此，他更加着急赶进度。

自从2018年母亲生病之后，金晓宇的危机感更加强烈了。在此之前，曹美藻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其后又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直到摔了一跤，只能卧床，身体情况越来越差。

他开始买菜、洗碗，尽一个儿子的义务。但这不只是为了照顾母亲，也是为了培养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为了让三餐有规律，他每天在日历本上记录自己吃了什么，一记就是六年，“防止到时候我一个人就没人管了。”

金晓宇的多本译作都是与出版人杨全强合作。在杨全强的眼里，金晓宇的交稿速度非常快，“在出版界，碰到拖稿的是大多数，他永远提前交稿，比其他译者都快。”

作为资深出版人，杨全强十多年前就有一个期盼，那就是翻译本雅明文集《拱廊计划》。他介绍，这本书涉及德语、法语、英语多国语言和知识背景，英文版有900页，体量和难度很大。他把这本书的翻译交给了金晓宇，“首先质量有保证，其次时间有保证。可能找其他人要5年，晓宇可能2年内能拿出初稿。”

在金晓宇看来，翻译的快乐在于通过阅读获得新知。父亲难得见证过儿子快乐的瞬间。在翻译《狗女婿上门》的时候，他在厨房听到儿子在房间“哈哈”大笑。在这个家庭里，笑声是稀缺品。等儿子从房间里出来，他一问才知道儿子刚才看了相扑比赛。

金性勇还注意到儿子特别在意外界的反馈，他的译著在图书馆上架了，会告诉父亲；网上译著评分高了，也告诉父亲。最让金性勇印象深刻的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的元素》一书，一位读者原本认为金晓宇翻译有误，之后特意买了原著对照，发现金晓宇翻译得比原文更好，纠正了评价，“感觉他很高兴。”

杨全强这样评价金晓宇的翻译水准，“有些译稿我要花10倍的时间处理，但他的译稿正常编校没有问题，他是比较专业的译者。”

但金晓宇自认能出这么多书有运气的成分，“翻译稿酬也不高，又不能评职称，别人不愿做这行，其实很多书是别人不愿意翻译的。”

除了早年翻译医学化工材料，金晓宇再也没让父亲参与译稿的编校。这是金晓宇唯一可以掌控的自由。过去的生活里，父母对他的人生“包办代替”，充斥着束缚：父亲因为他逃课下围棋生气，撕掉了他心爱的围棋书；母亲三次自作主张给他转学，转学之前怕他出去淘气，把他锁在家里。

父亲现在则更像是儿子助手，帮忙跑邮政收外文样稿、翻译完打印样稿、寄出样书。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金性勇冒充儿子的名义与出版社编辑对接。杨全强有时分不清谁在和他说话，“他们就是二位一体，谁跟我联系都一样，都是关于稿件的沟通。”

现在，金晓宇正在翻译的书讲秘鲁一带的历史和考古学知识。他说，有机会的话，想去南美洲旅游。但转念，他又觉得不可行，“这都是现在异想天开。”因为他一出门受累，精神就集中不了，容易发病，只能留守在20平米的房间里。

隔阂与连结

最初见面采访的那几天，我有点紧张。父子俩难得说话，却容易“擦火”。

面对儿子，这位父亲总是小心翼翼。开饭的时候，金晓宇看到桌上多了一双筷子，没好气地问，“你到底想干什么？”

有一回晚饭，金性勇起身准备做蛋炒饭。金晓宇在一旁问话，他一听就知道儿子不高兴了，答应说不炒饭，转身进厨房，还是端起了锅。

“别跟在我后边好不好？”父亲恳求道。

“你是不是还坚持炒鸡蛋(饭)？”

父亲回过身来，没耐住性子，反问道：“让我有点自由，好不好？”

最后，父亲还是放弃了自己爱吃的蛋炒饭。

在这个家里，经常能够目睹一个父亲照护儿子的无奈。情况有时更严重。很早之前，有一次金晓宇病情发作，拿起敌敌畏对着父亲喷。他没办法，站着让儿子喷，等到儿子喷完，他去洗澡。

“我是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出气筒，”每次儿子发过火后，金性勇也不会理论对错，“他开心了，我马上开心。”

他心里最清楚，儿子的病需要保持内心平静。于是，他提醒自己：不要凶他，不要骂他，更不要打他。

但这只是冲突的一种，有时能看见与父亲起争执时，金晓宇的无奈与无措。

7月16日，一大早，金性勇没吃早饭，准备出门体检，但金晓宇发现父亲卖掉了他的旧书，开始对父亲生气。

他把阳台上的一箱旧物品放到门外，故意问父亲：“怎么扔在这儿？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没有用，什么暖风器乱七八糟的全部不要了。”

金性勇拄着拐杖，站在门前：“你叫我怎么办？”

“我的东西呢？”金晓宇问。

金性勇锁上门，准备往体检的地方走。一旁的金晓宇没有退让的意思，他紧跟在父亲的身边，像是一定要讨要个说法，碎声威胁要把门打开：“东西丢了我不管，屋里的钱我全给你撕掉了。”

“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的话。”父亲说了狠话。

“你正常，”金晓宇更火大了，“你把我东西都弄掉了。”

两人僵持了二十来分钟，金性勇站不住，在凉亭的椅子上坐下，金晓宇忽然走开了。之后，金性勇担心儿子要发病了，联系了派出所民警。他为儿子收拾好了住院的洗漱用品，呆坐了好一会，神色凝重。看体检时间快过了，他又起身出门。

即将到达体检中心的时候，金晓宇突然出现在父亲身边，看起来已经恢复平静了，他搀着父亲，帮忙找科室、拿早餐......

但当体检完回到家里，他看到父亲放在椅子上的行李，一下子又生气了，开始打电话给120，称父亲要送他去精神病院。半个小时后，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把他送到了医院。

过了两个小时左右，金晓宇打电话给父亲说，自己冷静下来了，又被接回了家。

张健是送金晓宇就医最多的民警。他说，父子经常因为一点小事有矛盾，有时金晓宇因为和父亲争吵发病。

两天后，我和金晓宇聊起之前的冲突，问他为什么生气？他解释，卖掉的旧书有他高中的围棋书，还有自考的书，他很珍惜，“我这辈子就看了这么点书，他还给我都处理光了......”

金晓宇很无奈自己总是控制不了脾气，他猜测，有可能是遗传的缘故，也有可能是习惯。他想起以前父亲也会在家里发火，无缘无故打骂他。最深的创伤记忆是，上小学一二级，父亲教他写“多”字，他怎么也无法使这个字叠立起来。结果啪的一声，父亲一个巴掌下来，他的门牙被打掉了。

至于，两天前和父亲吵架时，他突然跑开，是担心自己会伤害到父亲。由于同样的原因，最近两三年，金晓宇都主动打电话给120送诊。这次到了医院又很快回来，因为他想到之前住院出来，母亲已经离开，他害怕再也见不到父亲，又赶紧出来了。

金性勇说，儿子生病之前，他脾气不好，有家长的威严，孩子必须听自己，不听不高兴。但儿子生病后，他意识到无法改变孩子的脾气，只能先改变自己，“他是父亲，我是儿子，这样的话还是不行。”

在张健眼里，金性勇溺爱儿子，有时候金晓宇犯病了也不告诉民警。最艰难的时候，金性勇一边照顾瘫在床上的妻子，一边照顾发病的儿子，但是他仍舍不得把儿子送医院吃苦。每次金性勇都对张健说，“我们可以照顾他，我们三个要在一起”。

相似的话，金晓宇在写母亲的回忆录里有过表达，“母亲、父亲和我三个人，三位一体”。

我问他，是什么力量连结了你们三个人？

“互相需要吧。”

金晓宇说，本来人是一个完整的木桶，但他只有一块长板，那就是缩在家里拼命学习，这块板发挥作用全靠爸妈——如果不是父母围了起来，木桶里的水一点也积不起来。

最后的棋

媒体报道前，周围少有人知道金晓宇在家里翻译。对门邻居阿龙说，这个家庭“无声无息”的，出门比较少打招呼，只有金晓宇发病送医院才会有动静。去年11月，他意外发现平常关着的前门摆放了一个花圈，才知道曹美藻过世了。

金性勇说，妻子走后，他虽然心痛，但感觉松了一口气，妻子走在他前面，不用担心麻烦儿子照顾了。不好的一点是，之前两个人分别有一个月五千元的退休工资，现在妻子的这部分没有了，给儿子留的钱也少了。

今年1月底，金性勇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他不想自己走后，在后事处理上给儿子带来麻烦，“他一个人，人家来帮我收，我到了那边，衣服也不要换了，拿走就行。”

我问，晓宇知道吗，他是怎么想的？

“晓宇以后会知道，我走了以后他会知道，”金性勇重复说，“我和他商量过，他不让我这么做，我说我决定了。他一般的话尊重我的意见。”

作为一个父亲，最早金性勇帮助儿子翻译，只想让他“有饭吃”。现在他最大的担忧是，自己走后，儿子住在哪里？发病的时候，谁送医院？出院的时候，谁去接？

自从儿子确诊的三十年来，每次发病，都是金性勇送去医院，再接回家。在医院里，儿子每星期都会来一个电话，“爸爸，你什么时候来接我？”他心疼儿子。

在父亲的心里，不管是医院还是残疾人抚养中心，和家都是两回事。他不想让儿子住在外面。所以，他最后还有一个心愿，希望有人在生活上照顾儿子，在他休息的时候，帮忙做些事情，为儿子留时间做翻译。

这几个月里，金晓宇收到了两封情书，一封寄自离异单身妈妈；另一封是一位父亲为患有癫痫的女儿写的。金晓宇尝试与对方联系过，前者说自己表白是个误会，后者因为两人都不主动，断了联系。

对他来说，现在找对象考虑的不再是爱情的问题，而是照护的问题，“不要把我的房子和钱卷走了......以后再离婚的话就麻烦了”。

他很少有过情愫萌动的时刻。最早有关爱情的记忆是幼儿园同学，那会两家妈妈打趣说，等长大了两人成亲。再后来，就是肄业之后在书店工作，一个店员漂亮能干，他心动了，但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不敢主动。之后的那些年，母亲劝诫，要先立业再成家，他再也没动过心思。

等到40岁，金晓宇翻译完10本书，父母给他安排第一次相亲。对方离异，和他同岁。来过家里一次，拿走两本译著，后来再没联系。

金晓宇认为自己没有谈感情的经验，不知道能相信谁，只要靠谱就行，“反正都能凑合过了”。

要是等不到儿子成家，金性勇只能狠心将儿子送残疾人抚养中心了，“我是无能为力，走的时候才想到这步棋。”

(澎湃新闻记者 陈媛媛 实习生 陈蕾 丁超逸 薛柯) 【编辑:陈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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