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打捞历史的真相”

如果不是门口那块刻有“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黑色字体的石碑，你很难想象，八十年前这里曾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屠杀。被日本作家森村诚一称之为“食人魔窟”的地方，没有一个受害者能活着离开。

从1936年起，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正式在此开建“细菌战”大本营，他们以活人为实验材料，研究细菌，实施各种残忍的人体实验，受害者们在极其痛苦中死去。1945年，日本溃败，七三一部队一把大火烧毁了许多罪证，他们逃脱了审判和制裁，使得这段残忍的历史一度被掩盖。

1982年，哈尔滨市平房区文物管理所成立，当地对“七三一遗址群”的保护逐渐走上正轨。随着国内外学者对日本七三一部队的调查研究丰富起来，被遮蔽的真相逐渐浮现，被湮灭的证据逐渐明晰。

几十年来，围绕着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下称七三一罪证陈列馆)，不同的人们在以自己的方式奔走在路上，打捞历史真相，传承历史记忆。

“销毁罪证的罪证”

9月8日，七三一罪证陈列馆的文物库房内，一排排文物按照分类整齐地摆放在置物架上。

每天，文物管理员徐鸿燕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库房通风除湿。

今年5月12日起，由于进行新馆基本陈列改陈和场馆检修维护，陈列馆一直处于闭馆状态。通常三五年左右，陈列馆要进行一次改陈和维护。

徐鸿燕的日常工作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七三一罪证陈列馆的文物管理部一共有四个人，他们正在为开馆更新的文物准备清单。新文物首先要进行入库登记，然后撰写特征、尺寸，拍摄照片，制作文物登记表，进行文物档案登记。获得入库凭证的文物，最终才能进行展出。

这份工作，徐鸿燕做了13年。2009年大学毕业后，徐鸿燕就进入七三一罪证陈列馆。她还记得，当年她刚来时，新馆还没有建好，文物分散在两个库房里，要手写文物描述说明，馆藏文物还不到2000件套。而这些年来，登记建档的文物数量已经达到7000余件套。

1945年8月10日，败局已定的侵华日军731部队接到撤退命令，他们炸毁了建筑设施、实验设备，焚毁了档案资料，残杀实验“活体”，并把重要资料和其他证据文件带回日本，这在客观上为整理收集731部队的罪证文物造成了极大的难度。

自2014年以来，七三一罪证陈列馆等有关部门陆续完成10处遗址的考古清理、9项国家级文物的保护工程，并完成全部19处旧址单体保护修缮展示工作，遗址核心区对外开放面积逾25万平方米，并同步完成了环境整治、新馆建设等工作。

即将开馆展览的文物就包括从七三一部队遗址核心区——四方楼遗址考古勘探清理采集的文物，有些文物将是首度对外公开亮相。

比如，电气孵卵器就在此次改陈的清单上。这是一个呈铁锈色的铁质长方体形状，印有商标“电气孵卵器 株式会社后藤风云堂”，它是进行细菌孵化生产的特殊设备。

“这可以说丰富了七三一部队在细菌研究和实验室生产过程当中的佐证。”徐鸿燕介绍说。

七三一部队原队员上田弥太郎供称中提及了造菌的过程，“培养室的设备是这样的：有长15米、宽10米、高4米的房子，能容纳(30cm×30cm×40cm)的铁皮管450个，每日能生产细菌10公斤，通过输运机运入培养室进行培养，经过12小时或24小时即成，然后将细菌装入瓶中分送于各班。我所在的第三班是用孵卵器造菌，共有4个电气孵卵器，是(1m×2m)专做鼠疫菌用的。”

这些文物有的是通过征集得来，有的是工作人员在进行保护展示工程过程当中，发现了掩埋坑并进行发掘清理得来，“它们可以说是销毁罪证的罪证。”

“死亡工厂”

作为哈尔滨本地人，七三一部队的罪恶往事，徐鸿燕从小耳熟能详。新馆建成之前，徐鸿燕的办公室和展馆都设在本部大楼，那里曾是七三一部队的核心指挥机关，也是该部队策划、组织、实施细菌实验以及细菌战的中枢机构。

本部大楼后有一座四方楼，是进行细菌实验和关押被实验者的特设监狱的旧址。在遗址中，小动物地下饲养室旧址、冻伤实验室旧址、黄鼠饲养室旧址、锅炉房旧址、南卫兵所旧址等都保存完好。

这片面积24.5万平方米、重点保护遗存27处的七三一部队遗址，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究、实验及制造基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扶持建立伪满洲国，开始在东北实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

距离哈尔滨之南24公里的平房，原本是拉滨铁路的一个小站。日本关东军在平房站北4公里处的黄家窝堡圈占土地，划为“军事用地”。1936年，这项极其秘密的工程正式动工，附近数以千计的百姓被征用做工。灾难，就在人们一砖一瓦的辛苦劳作中渐渐迫近。

起初，日军将细菌战部队对外称为“防疫给水部”，石井四郎任部队长。他从日本国内网罗了大批人马，其中包括数量众多的医学家、药学家和生物学家，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

鼠疫菌、炭疽菌、霍乱菌、老鼠、跳蚤、马匹……这些肉眼看不到以及看得到的生物在实验室被不断繁衍或者毁灭。被实验的活人在日语里称作“马路大”(圆木)，“马路大”中最多的是中国人，还有朝鲜人、蒙古人和苏联人。

那些实验过程，至今令人触目惊心。据原七三一部队实验分队队长山下升的供词称，“实验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往嘴里灌细菌，一种是皮下注射。实验时把人绑上，将细菌混入水中从嘴灌进去。我们队每天用10至20人进行实验。用灌的方法有400多人，进行皮下注射的有250多人……有时候被实验的人反抗，宪兵就在场镇压，对反抗厉害的人，当场用手枪打死。”

在研究出各种“致命传染病细菌”之后，为检验这些细菌作为武器的杀人途径和效能，遂在野外使用“马路大”进行实战实验。

原七三一部队队员越塚男1985年撰文回忆：……细菌弹通过导火线一引爆，在室外只听到很小的爆炸声，室内就有无数只染有鼠疫菌的疫蚤直往“马路大”身上跳……一个小时后把“马路大”从里边弄出来，对他们全身进行彻底消毒后，送到研究室去……在研究室的“马路大”开始折腾了，有的发高烧，有的出现败血症状。死了的当即解剖，活着的被抽血，准备制作血清。没有被感染的人准备下次实验再用。作为“材料”的“马路大”，全身一点浪费都没有。

除此之外，在这个“死亡工厂”内，还开展了诸多活体解剖，以及包括冻伤活人实验、人体生理极限等实验。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其纪实作品《恶魔的饱食》中，称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纳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相并列的罪行。”

细菌战的罪恶链条从北向南延伸开来：长春的关东军100部队、北平的北支甲1855部队、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甚至在南洋新加坡也有冈字9420部队。日军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中建立了63个细菌武器分厂，以731部队为核心、以“防疫给水”为掩护的一张巨大细菌部队网，笼罩在中华大地上。

“特殊身份”的志愿讲解员

89岁的湖南常德人张圣鸿，是七三一罪证陈列馆里最年长的志愿者。退休后的这几十年里，他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陈列馆。

张圣鸿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作为战争的亲历者，曾与细菌战擦身而过。

1938年11月，随着武汉会战的失利，日军进一步向西南推进，国民党政府放弃了长沙。常德成为日军的新目标，猛烈的空袭炸毁了这个洞庭湖上的鱼米之乡。

张圣鸿一家七口人，他是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每当警报响起，人们就要收拾“警报袋”，装着钱财衣物和必需品往城外跑。

张圣鸿8岁那年，在一次空袭中，他的家被炸毁了。一家人不得已搬到了金霞乡，却刚好躲过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1941年11月4日凌晨，一架日军飞机趁着夜色和大雾，偷偷飞抵常德上空，盘旋数周后，在城区中心关庙街、鸡鹅巷和东门一带投下大量谷、麦和破布、棉花等异物。数天后，鼠疫在常德城出现了。

第一个被记录因鼠疫死亡的女孩叫蔡桃儿，当时只有12岁。她的家在常德关庙前街，距离张圣鸿被炸毁的家，只有一条小巷之隔。

“桃花源”常德变成了一座恐怖的瘟疫之城。最初，在国民政府细菌学专家陈文贵的报告文书里，患者被诊断为腺鼠疫。直到1942年4月，一名33岁的女性发病首次被诊断出烈性传染病——肺鼠疫。

据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会长达7年的调查报告显示，从1941年11月到1945年底，常德周边7个区县市60个乡镇486个自然村，共计受害死亡7643人。

多年后，张圣鸿才得知，这是七三一部队“死亡工厂”里生产的、可在战场上使用的、具有大规模杀伤效能的细菌武器——鼠疫跳蚤，且其在1940年浙江细菌战中已有实践。

《井本日志》中记录了这次对常德细菌战的攻击：日军在常德投下了“36公斤”的鼠疫跳蚤，1克跳蚤是1700只，36公斤跳蚤总计是6000万只。据了解，当时的常德城区人口只有6万，从理论上计算，常德居民人均受到1000只鼠疫跳蚤的攻击。

18岁时，张圣鸿离开了常德，考去了上海的航校，此后又被分配到兰州、太原。1957年，他来到哈尔滨，进入哈飞集团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仿佛是命运注定一般，张圣鸿与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结下不解之缘，他决定把讲述这段历史作为余生使命。

重见天日的“特别移送”

在七三一罪证陈列馆内，“特别移送”展区是馆长金成民担任讲解时的重点。尤其是民政部及省、市民政局的领导或者工作人员来访，金成民都会寻求他们对尚未成功申报“烈士证”的受害者遗属给予支持和帮助。

1997年，金成民在黑龙江省档案馆浩如烟海的日伪档案里整整寻觅了三个月，直到一枚“特移级”字样的长方形印章映入眼帘。七三一部队用活人做细菌实验最有力、最直接的证据——“特别移送”档案，重见天日。

所谓“特别移送”，是侵华日军关东宪兵队与七三一细菌部队内部使用的专有名词，即侵华日军各宪兵队、宪兵分队、宪兵分遣队，对被捕的抗日人员和反法西斯志士，不经法庭审判而直接进行秘密审讯，然后将审讯报告逐级上报给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经批准后秘密将其移送到七三一部队，用作人体实验材料。

为了掩盖罪行，日军把这一行动称为“特别移送”。

事实上，早在1932年，七三一部队的前身“加茂部队”在背荫河镇就开始使用活人做细菌武器实验。当时用来做实验的活人是关东军从各种渠道弄来的“反日分子”、“苏谍”、“马贼”等。

1999年，这批原始档案首度公布，66件档案涉及52名“特别移送”者。吉林长春的李凤琴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了七三一罪证陈列馆对外公布的“特别移送”名单，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李鹏阁”闯入她的视线——她从未见过面的父亲！

父亲李鹏阁“消失”时，李凤琴还没有出生，只听过奶奶说起父亲的生平：李鹏阁于1917年二月(农历)出生在辽宁盖县熊岳镇(现黎明村)，在熊岳铁东公学堂毕业后考入奉天(沈阳)铁路学院专修科电信科，1936年毕业后到牡丹江铁路电务段上班，1940年他被提拔为副站长。

李家的夹壁墙中藏有一部电台，李鹏阁总是叮嘱家人要随时烧掉有字的文件。

直到1941年6月的一天，父亲上班后再未归家。那年秋天，李凤琴出生。

81岁的李凤琴回忆，当年看到移送名单中父亲的名字后，她和哥哥立刻赶往七三一罪证陈列馆，知道了父亲被移送的时间是1941年7月28日。

随着相关档案资料被挖掘整理出来，2011年，七三一罪证陈列馆为李鹏阁烈士出具了《认定函》：“据掌握之材料及调查情况，可以认定：李鹏阁作为一名反法西斯战士、抗日志士，长期从事抗日活动，于1941年7月28日被侵华日军关东宪兵队以‘特别移送’方式送到七三一部队致死。”

从七三一部队“特别移送”档案被发现，到依据线索寻访取证受害者遗属，已经过去了20余年。陈列馆资料显示，“截至目前，特别移送档案中有名无姓、有姓无名、有名有姓和事件关联的受害者人数是1549人，而多年来调查取证寻访的受害者遗属有42人。”

“带着孩子再去一次陈列馆”

这两年，张圣鸿很少再去七三一罪证陈列馆了。衰老和疾病的夹击下，他几乎不能外出走动了。

几年前老伴去世后，张圣鸿独居在老式单元楼里。他家在四楼，上下楼很困难。儿子曾想把他接去电梯房，张圣鸿拒绝了。家里还存有大量他收集的抗战时期资料，他舍不得腾挪。

刚退休那阵子，张圣鸿觉得，家里年轻一代对历史不了解，于是他将抗战时期的历史资料整理出来，在社区、工厂自费展出。他也回过几次常德，跟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会交往密切，他试图去找亲历者，但一无所获。

但张圣鸿还想继续做点什么。他的手抖得厉害，写字十分吃力，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整理工作，“如果不是哈尔滨疫情，我还想办一个关于‘九一八’的展览。”

闭馆期间，七三一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征集文物。据徐鸿燕介绍，这次一共征集了141套共计400余件文物，主要是七三一部队当时遗落的一些医疗器械等物品，多为个人捐赠。

令徐鸿燕印象最深的，是几年前的一位年轻的捐赠者，他叫徐来庆，是一位对二战历史感兴趣的收藏爱好者。徐来庆在齐齐哈尔古玩市场上发现了疑似七三一部队士兵军服和印有日文的徽章后，自费买下来，专程赶到哈尔滨，赠与陈列馆。

徐来庆是齐齐哈尔人，今年30岁。徐来庆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家就在侵华日军516部队遗址附近，“516部队”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日本陆军化学研究所”，这个部队主要研制一系列毒剂，包括芥子气、路易氏气、氯酸瓦斯等，并应用于实战，也曾用活体进行实验。在徐来庆看来，516部队和七三一部队同样残忍可怖。

工作之后，徐来庆常去逛古玩市场，有了意料之外的发现。他花了四百多元买下了军大衣和徽章，挑了一个周末来到哈尔滨找到了七三一罪证陈列馆。那是徐来庆第一次去陈列馆，看到那些触目惊心的文物和史料，他非常震撼和难过。后来，徐来庆还淘到过一枚伪满洲国建国功劳章，并将其捐献给东北烈士纪念馆。

徐来庆坦言，他现在工作比较忙，结了婚有了家庭，但他依然关注着七三一罪证陈列馆和这段历史往事，“等我以后有了孩子，我会带着孩子再去一次陈列馆。”徐来庆说，“历史记忆要一代代传承下去。”

新京报记者 李照 【编辑:王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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