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森林消防：火线淬炼29年

2022年8月，异乡重庆，山火肆虐。即便机动了近千公里跨省增援，对云南森林消防总队的指战员来说，这里也不过是他们又一个熟悉的“战场”——这支队伍在云南的山火里进出29年，见证过各种各样的森林火情。

与在人烟稀少的云南深山中打火不同，这次的打火被暴露在无数聚光灯下。云南森林消防用追着火打、硬“刚”火魔、“以火攻火”等战术有效遏制火头，让更多人认识了这支专业、勇敢的森林消防队伍。成功扑灭山火后，重庆市民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微笑、眼泪、礼物簇拥着他们，欢送的队伍绵延几公里。

自1993年，从黑龙江大兴安岭挥师进入彩云之南以来，从平原林海到高原峡谷，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不断适应新的灭火作战环境。29年来，他们在云南累计扑打3600余场森林山火。

这支队伍从来不缺少变化。2018年9月，原武警森林部队转隶国家应急管理部，改制为“全灾种、大应急”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除了森林灭火任务，他们还要掌握水域、地震、山岳等综合应急救援新本领。新的变化对这支队伍提出了新的要求。回到云南，他们重整装备，继续奔赴一个又一个“战场”，那里可能是高山密林，也可能是江河湖泊，或者瓦砾废墟等需要救援的任何地方。

利用火

昆明大队五华中队中队长杨正彪今年33岁，已有10多年打火经验。作为中队主官，在出发重庆之前，他提前了解了当地的地形、气候和植被特征。

对习惯了平均20多摄氏度天气的云南森林消防总队的队员们来说，近40摄氏度的高温，是这场增援灭火任务与以往最大的不同。

杨正彪准备了防暑药物，同时为了让队员们提前适应高温，他不允许任何一辆运送队员的汽车开空调。13小时的路程中，穿着防火服的队员们汗流浃背，但没有人抱怨。

车辆向着重庆进发，杨正彪从车窗看出去，连日高温下，一路上川渝公路沿线附近山上的竹子已经枯黄。少了水分的植被更易燃，这不是好征兆。

8月25日凌晨两点，赶到火场的云南森林消防总队昆明支队，以大队为单位被安排到不同点位，投入到北碚璧山火场的扑火战斗中。

北碚区缙云山上，火吞噬着山林，连续烧了4天，突破一层层防护，即将烧到最后一道隔离带，这也是缙云山自然保护区的最后一道屏障。

“万不得已”的紧要关头，联合指挥部采用云南森林消防战法建议，决定实施“以火攻火”的战术，阻断东北线火头。

以火攻火，又称点烧战术，是森林消防领域中的经典战术。在有隔离带作为依托，且风向有利时，由专业人员实施点烧，会使灭火更加高效快速。在以往本地灭火作战中，云南森林消防曾多次使用这个战术，在这一点上，他们敢称专业。

杨正彪是点烧的“老手”， 2021年丽江4·23森林山火中，他曾操作过难度和危险系数更大的逆风点烧。这次他和中队二十多人被抽调到点烧组。

依托砍刀、油锯、挖掘机开拓出的百米宽的隔离带，抓住夜晚风向变化的有利时间段，云南森林消防总队昆明支队的点火小组已经就位。

8月25日晚八点半，风向变为北风，点火器发动。火从森林消防员的前方点着，风力灭火机在此时担当起鼓风机的作用，助力火往预定的方向烧去。

火势渐起，奔向迎面而来的山火。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里。点火的队员们时刻观察着火势，他们背后，隔离带的另一侧，其他救援人员和志愿者们戴着头灯、拎着灭火器、架好水泵组成人墙，做好防止火烧过来的准备。

山脚下的联合指挥部里，云南森林消防总队总队长齐兴彬、副政治委员柳向雨这两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无法安坐，端着红外望远镜，半天都不放下。

对面的火头离杨正彪最近不到20米，两火头相撞，现场能清楚听到“砰砰砰”声，像是打雷，瞬间十几米的火墙升腾起来，火光四溅。

场面骇人，身后的志愿者里有人焦急地冲着他们大喊“跑啊！撤啊！”杨正彪和他的队员们没有撤离，他们见多了这种时刻，火势仍在掌控中。

他们清楚，一切都将归于平静。待两股火墙相碰之时，火墙周围的极小空间内氧气瞬间耗完，可燃物燃烧殆尽，火威便不再。

8月26日凌晨，明火已被扑灭，火场基本转入看守阶段。

火烧迹地一片灰暗，它周边的郁郁葱葱宣告着人的胜利。

扑飞火

特勤大队大队长周宏宇不敢坐下，一直在隔离带上巡查。在现场，风向一旦变化，一片燃烧的树叶，甚至一个火星，都有可能引起新的火情。

8月26日凌晨三点十分，隔离带对面一处火点引起了他的注意。在靠近缙云山自然保护区一侧，飞火还是出现了。

周宏宇立即向支队指挥员报告这一情况。指挥员向他下达了抢攻的命令，抢的是时间，攻的是不断蔓延开来的火头。

周宏宇明白其中利害，一旦火势失控，缙云山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可能不保，“那这几天一百米宽的隔离带白开了，前面的火都白打了，功亏一篑，前功尽弃。”

他立马调集特勤大队12名指战员，组成攻坚组，调动现场的水车架设水泵，铺设水带。

他们要先打开突破口。面前的矮灌、刺灌齐腰深，阻挡去路，但砍刀手和油锯手还在后面，来不及等了。

路要自己开。一开始，消防队员们用脚踩，但踩出的道路宽度有限，不够人进入。后来，前面的队友直接躺下，前后滚动，把灌木压平，用身体硬生生为水枪手开出一条路。

控制飞火的蔓延速度是首要目的，打法需要及时调整。周宏宇命令水枪手只管浇灭明火，不再管是否浇透，不用清理，只需要追着火头打。

再往前，攻坚组遇到三十米深的陡崖，火头在下面，他们也等不及让人送绳索包来，水枪手直接拿一根水带，往树上一系，拽着水带顺下去，继续打火。

攻坚组打火头的同时，水泵操作组、水带运送组、清理组需要及时补充上来。火场噪声大，周宏宇不停对着对讲机大声喊，指挥着其余40多人。

60人的小队，有条不紊。日常训练和历次的打火作战，早已把他们磨得默契十足。火场里，相互之间拍一拍肩膀，或者打出一个手势，他们便能知道对方的意思。

一个半小时之后，长达1公里的飞火火线终于被合围，抢攻的任务完成了，周宏宇终于松了一口气。

淬炼场

火场中时常藏有看不见的危险。

重庆北碚火场，杨正彪作为现场指挥，和他的中队在南线打火。他们追着火头打过一处山脊线。火场声音嘈杂，脚步声、水枪喷水的声音、竹子燃烧的声音混杂在一起。

恍然间，他听到远处传来风声，伴着竹子爆裂的声音。

杨正彪在火场中站定，静静地听了10秒钟，“呼——呼——”风声越来越大。

他确定了心里的想法：火迎面烧过来了。几乎在下一秒钟，他脱口大喊：“撤！”

二十多人刚撤到安全地带，火就在他们10米开外烧了过去。与危险擦肩而过。惊险过后，杨正彪又重新部署人员，扑火还得继续。

杨正彪说，火场有时候也是生死场，前线指挥员相当于整个队伍的大脑，“指挥员做每个决定都要非常慎重、仔细，因为很有可能关系到几十、上百人的生死”。

指挥员一进火场，就要预判火势怎么发展。眼睛、耳朵、鼻子，甚至每一个毛孔都要张开，去感受火势。“噼里啪啦”是小火的声音，“啪啪”响的是大火，有风的时候，则是“哗哗”的声音。观察烟，能帮助判断火的强度和风力、风向，火势小时冒青烟，黑烟则代表火强度高，如果冒白色的浓烟，则代表有一定火强度，但火蔓延速度相对较慢而且存在“隐火”。

不仅如此，指挥员还要提前规划设置安全区，确定好撤离路线，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急时刻。

对森林消防员来说，打火的一个原则是贴着火线走，不能绕到火烧迹地里面去。因为在火烧迹地里，烧着的树枝容易形成地下火，人进去容易误伤；枯树烧过之后会倒，会有砸到人的风险；进入火烧迹地也容易迷失方向。

但有时，火烧迹地可以成为紧急避险的地方。

林松是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灭火救援指挥部副部长，在队伍里从事灭火工作32年的他打了几百场火。这么多年，自己所带的队伍没有一起伤亡，“带出去的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地回来”，这是林松最欣慰的事情。

但多年前一次火场逃生的经历，他一直记在心里。

1995年，林松还是原森林武警部队里的排长，带了一支27人的队伍。从山上往山下撤离时，发现有个烟点，他带着27名队员，想从林间小道迂回，侧插向烟点。

林松听到火烧起来的声音逐渐变大，山下的火烧上来了，必须避险。

上边是火烧迹地，林松带着所有人跑进火烧迹地，把里面烧枯的树砍倒，打出一个两百平方米的安全带。火舌从他们上方舔过，一行人在火烧迹地里猫了两三个小时才出来。

有些不规则的火线，会将人围困其中。2021年，周宏宇和队友增援老君山火场，由于林子较密，火线呈不规则“凹”字形，当他沿着火线达到凹口处，噼里啪啦的声音呼啸而来。周宏宇觉察出异常，便叫观察员上树观察形势。观察员向他汇报，另一侧的火正往队伍所处位置烧过来，他立马带队伍撤出位置，再晚几分钟，所有人都将被困。

打火首先要保证人的安全，这是周宏宇一直以来坚持的原则。

在给地方扑火队讲课时，他说，应对森林火灾，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跑。他说这句话在一些人听来可能觉得这人没骨气，但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的生命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宁可多烧一片林子，我也不能让我这帮兄弟们出什么问题。”

长线作战

云南的许多森林山火都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原始林区，高大的乔木伴生着杂灌，莽莽苍苍。

抵达火头，是森林消防员们到达火场，开始灭火要做的第一件事。

13年来，周宏宇在云南打了大大小小近百场火。在他的印象中，丽江和迪庆山大路稀，在这两个地方打火，最大的难点就是爬山，他们要背着20公斤左右的装备给养，爬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才能看见火线。

有时看着火线在不远处，但要翻好几个山头才能到达，一路曲曲折折，“望山跑死马。”

杨正彪对2021年4·23丽江大火印象深刻。这场火打了九天八夜，他们一直没有下山，除了休息时间，基本就在火线边上，追着火头打。

火灾的位置在高原原始林区，平均海拔在2500米，火场面积大，总队的全部力量都动用了。

火在深山老林，车开不进去，从下车的地方到火线边，爬山过河，近的要走三四个小时，远的要走八九个小时。

“没有路，就要边走边开路，行进过程中的未知情况也很多，碰到悬崖，还要绕道。”杨正彪带着五华中队35人，被安排在东南线，光进山就走了4个小时。刚开始，他们并不知道这场打火战斗有多久。前两天，他们连续作战，不间断扑打火线。两天过去，队员们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体能也达到耗尽的极限，一坐下就能睡着。

山里的夜晚温度降低，森林消防员们一般会找个空地，架上一摊篝火，和战友们围坐在一起，幕天席地。

同一条火线上，不同队伍负责不同区间，队与队之间总有碰头的地方。只有见到对面的人，火线才算合围。杨正彪说，一般情况他们都会提前知道对面是哪个中队，当听到对方的声音时，就开始喊，互相打气。

在森林里，只盯着打火这一件事，常常让人忘记时间，感觉时间流逝得很快。他们总会在这份艰苦的工作中抓住一些意义。

大理支队洱源中队的蔡加宇今年23岁，2019年12月加入云南森林消防队伍。高山密林，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灭火，唯一能见到的外人便是翻山越岭来送饭送水的老乡。

老乡们会在吃饭的时候，跟他拉家常。临走时，老乡把他身上所有能给的东西，都留给了在山上打火的森林消防队员。“即使没有万众瞩目，但能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辛苦，也是令人欣慰的。”蔡加宇说，每当这个时候，自己也没有觉得那么累了。

打了10年火，杨正彪经常能在扑打火线的地方，看到被火烧过的动物尸体：小鸟、松鼠、小野猪、蛇……每一次，他都会难过一阵。被火烧过的林子里，白天看过去，是一片滩涂，黑黢黢一片，火烧过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鸟叫。

四五年前，他偶尔会去城市附近的山上出任务。城边的山火关注度高，森林消防员们也打得激烈，基本没有松口气的时候。

把火打完，杨正彪和队友们喜欢站在夜间的山顶，看整个城市灯火通明。在这个时候，他会有“我们保护了一座城”的感觉。

转变

林松现任云南森林消防总队灭火救援指挥部副部长。他1990年3月入伍，在队伍里已有32年时间。

1993年12月，200人随队从5000公里外的大兴安岭入滇，林松是其中之一。他见证了这支打火尖兵队伍的成长，“云南森林消防这么多年的战斗能力，稳扎稳打，是在火线上淬炼出来的。”

刚到云南，队伍便面临“水土不服”的考验。原先在大兴安岭，他们面对的是相对开阔的丘陵、森林，没接触过云贵高原的险峻，要“两脚加两手，四个‘手’爬”。

林松记得第一次到禄劝打火，左边是悬崖峭壁，脚下仅有一条小道，右边是万丈深渊，一眼看不到底，“是真害怕啊，东北没有这种道啊。”

后来，火打得多了，山路走得多了，他也慢慢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和打火工作。

林松以前在东北，巡山护林，一人骑一匹马，带一杆枪，带一把“二号工具”。后来，他见证队伍不断发展，灭火“风水化”——风力灭火、水力灭火、化学弹灭火一齐上。风力灭火机、水枪、水泵，各式各样的森林灭火工具也有了，甚至“地空一体化”，直升机也能灭火。

2018年，队伍从武警部队转隶应急管理部，改制为“全灾种、大应急”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除了要完成“一主”的森林灭火任务外，他们还要掌握“两辅”，即水域、地震救援的新本领。

为了应对新的挑战，总队设立特种灾害救援处，专门指导全总队开展以特种灾害救援为主的训练、救援等。

助理员任伟曾在作训处任参谋，他懂作训，但面对地震救援和水域救援这两个新的领域，他也是所知甚少，只能自己先去学习。“资料也没有，就去买书，找资源，找人去学。”

任伟被工作倒逼着输入大量未涉足的知识，只有他先弄懂了，才知道如何为其他队员制定训练计划、给上级首长提出相关建议。有了总队首长的支持，批经费、请教练、建场地、培训人，特灾处研究的作训计划一步一步展开来。

任伟形容，转制初始，队伍里弥漫着一种知识和本领恐慌感。“在‘全灾种、大应急’的要求下，每个人都顶着压力，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还想要做到最好。”

2021年，在水域、地震救援部分，云南森林消防总队主要完成了大理漾濞6·4级地震救援、野生亚洲象搜寻监测任务，11·15哀牢山失联人员搜救等任务。

其中，云南森林消防总队参与完成的“11·15”哀牢山失联人员搜救任务被业界誉为夜间救援的极限挑战，然而尽管是他们第一次出动山岳救援任务，这支队伍也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

任伟作为前指一员随队出动，在任伟眼里，尽快任务异常艰巨，但参与救援的队员们心里还是有底的，“平时都已经练得很好了，对待任务都是磨刀霍霍，想上去试一试的感觉。”

特勤大队准备充足，72小时战备包、通讯器材、雨衣、担架、帐篷……一应俱全，并最终在失联人员遗体转运工作中担纲重任，艰难完成任务。

但对于任伟来说，任务远没有结束。回到昆明第三天，总队便召开复盘会找不足，并希望能有进一步改进的建议。

通过复盘会，任伟发现，他们还是低估了哀牢山的恶劣环境和艰苦程度。

以森林防灭火为主的他们，全省的火窝子都研究得很透，但是在地质灾害多发的云南，还有许多山脉、水系的信息他们并没掌握。任伟计划，接下来要补齐这块短板，更希望能有机会让队伍到这些地方进行特种灾害救援实地演练。

任伟说：“作为一个参谋员，面对这些新变化，我的任务首先是要学习和研究。”

转身回望这些年，在适应变化的路上，这支队伍已经走了很远。

新京报记者 赵敏 薄其雨 【编辑:房家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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