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石窟寺保护 专家学者有话说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7月24日，由国家文物局、山西省人民政府指导，山西省文物局、太原市人民政府主办，太原市文物局承办了新时代石窟寺保护研究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上，9位学者从科技保护、考古、数字化、海外流失文物调查、石窟寺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等方面，分享经验，交流最新理论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教授

李裕群：《流失海外天龙山造像之追寻》

天龙山共有洞窟25座，据统计，原有造像约221尊，浮雕作品27幅。从1923年左右开始，天龙山造像遭到了毁灭性破坏，几乎所有头像，有的甚至全身被盗，这是中国石窟寺中破坏最为惨烈的，是一段辛酸的历史。根据美国费城巴恩斯基金会提供的1924年7月前所购天龙山造像资料，可以确认，其罪魁祸首是日本山中商会的山中定次郎。据统计，天龙山被盗造像176尊，浅浮雕21件，其他小龛头像、龛柱龙首、凤鸟小型浮雕等36件，合计233尊(件)。这些重要文物通过山中商会而流散到海外。

追寻天龙山造像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首先，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让更多国外学术机构和有识之士参与其中，特别是华人华侨，第8窟佛首就是很好的例子。近年来，美国芝加哥大学与天龙山石窟等相关单位合作，对流失造像和洞窟分别进行三维扫描，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其次，人才的培养，对流失文物较多的石窟单位尤其重要，做好基础工作，掌握鉴别能力，为文物回归提供证据支撑。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崔剑锋：《回归天龙山第8窟佛首科技认知报告》

通过图像对比法和成分分析法，可以较为肯定地认为回归佛首就是从天龙山石窟被盗掘出境的第8窟北面的佛首。原因如下：图像对比可以看出，回归佛首表面特征许多关键细节都和1922年拍摄的北面佛首照片完全一致，包括脸部风化三角形、额头黑色砂砾、耳垂和脖子连接处的裂隙走向等；佛首和第8窟北面佛身的微量元素几乎完全一致，说明佛首和佛身应是一块岩石；经过成分分析、显微结构观察等科技分析，可以发现佛首正面大部分位置都有Pb、P等微量元素残留，这表明佛首正面原本覆盖颜料层，应该是后期经过了人为清理，这也大幅改变了佛首的原貌，从而使得与原始照片有无法对应之处；佛首鼻子是后期补配的，但并没有使用新材料，而很可能使用了同一时期、同一地点的类似佛像的鼻子作为补配材料。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教授黄继忠：《天龙山石窟的科学保护》

天龙山石窟雕刻及题刻风化现象严重，主要风化类型有粉状风化、片状风化、鳞片状风化、差异性风化以及可溶盐结晶等多种形式。研究院先后完成了天龙山石窟抢险加固保护工程等重要文物保护工程，从根本上解决了石窟岩体及洞窟的稳定性问题，极大改善了天龙山石窟文物保存环境，为未来石窟保护奠定基础。在解决了石窟岩体和洞窟稳定性问题之后，石窟风化治理应该成为未来天龙山石窟保护的最重要工作。

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赵莉：《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

20世纪初，西方列强借着科学调查的名义，实际是前往中国新疆、甘肃等地区，开展非法的文物调查、盗掘、劫掠活动。现在，流失海外的龟兹石窟壁画的大宗仍藏在德国，其次是俄罗斯。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综合体，由石窟建筑、壁画、彩塑三位一体构成，它们中的任何部分都不是单体的艺术作品。每个洞窟中的一尊尊塑像、一幅幅壁画，将其精心组合布局，都有特殊的含义和功能。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

霍政欣：《石窟寺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法理思考》

我国石窟寺文物主要是以盗掘、走私和贩卖的方式流失到境外。当前我国追索海外流失石窟寺文物面临文物所有权证明、善意取得和时效制度等国内法上的困境。在国际法上，与文物返还有关的国际公约存在适用范围和溯及力的局限性及本身的固有缺陷等问题，构成石窟寺文物追索返还的国际法律障碍。

我国应加快海外流失石窟寺文物调查和文物所有权归属调查，适时提出文物所有权声明；确立文物返还的中国立场，反对以“环球博物馆”为名的绝对的文物国际主义，在尊重文化主权的基础上开展博物馆合作，探索多元化的文物回归方式；倡导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国际共识，积极参与构建国际文物返还新秩序，提高我国在文物返还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关于做好当前中小型石窟寺保护利用的几点思考——以重庆市为例》

中小型石窟寺，是我国石窟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整体看，当前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中，中小型石窟寺的保护基础最薄弱、存在的问题最突出、需要解决的欠账最多。且因其小而分散，在保护、管理、维修等方面更加不易。对此，立足于当前，有以下5点思考：创新中小型石窟寺管理体制机制；落实中小型石窟寺安防设施全覆盖；分级开展中小型石窟寺保护项目；将中小型石窟寺保护利用纳入到乡村振兴的体系建设中；抓紧做好基础资料的抢救性收集整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崇峰：《考古发掘与云冈石窟研究》

地面佛寺与石窟寺，皆以空间的营造为基本手段，具有特定的建筑意象，可总称佛寺。狭义的云冈石窟，应是武州山石窟寺的一部分，或者说主要部分。其次，石窟外貌既是当时营造石窟寺的第一步，也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窟外崖面遗迹的考古清理，对研究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经过系统考古调查和发掘，不仅可以弄清武州山石窟寺的原始布局、地面建筑与石窟的关系、原始外貌及开窟造像活动的程序等问题，还可以系统探讨云冈石窟在中国早期石窟寺中的中心地位、石窟寺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中外文化交流等。

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郭青林：《敦煌石窟的保护与未来任务思考》

敦煌莫高窟作为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得益于敦煌地区干燥的气候环境，其珍贵文物得以完整保存至今。但由于自身结构、强度、砂砾岩岩体中微弱的水汽运移及洞窟内水汽、岩体变形、人类活动及地理位置、环境气候的各方面影响，崖体及壁画自形成以来就不断劣化。在石窟保护、壁画保护修复、监测预警等方面，敦煌研究院探索出一条我国石窟寺日常保养维护的科学道路。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朱岩石：《试论北朝皇家石窟佛寺与都城营建的关系》

北朝都城考古在都城规划、平面布局、年代分期等多方面取得了学术进展。其中，北朝都城内皇家大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就是显著成果之一，这些北朝都城佛寺遗址与同时期的大型皇家石窟佛寺，不仅仅有空间上的密切关联性，在石窟寺的规划、营建、宗教传播与交流等方面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北朝石窟寺考古研究是北朝佛教考古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朝石窟寺考古研究需要纳入到北朝佛教考古、北朝都城考古乃至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当中，才能取得更大的研究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