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初年，太谷乡村普遍成立了秧歌农余班——“窝儿班”，并以“交社社”的形式在周边地区活动。如南沙河社、贾家堡秧歌社及本村的“义和社”、大王堡村秧歌班、北六门村“田乐社”、小王堡村“三和社”、侯城村秧歌社、桃园堡村和北沙河村的“同乐社”、胡村的“乐堡社”等。每年冬闲，这些班社便组织排练。正月初一迎喜神，然后闹三官，再后就是两个月的“交社社”演出活动，范围涉及祁县、清徐、榆次、文水、交城、寿阳等县。同时，坡底村秧歌艺人借鉴晋剧武生的表演，创作了武秧歌并迅速在太谷传开。贾家堡秧歌艺人高保昌邀请晋剧名家“二蛮旦”用“落西调”演出《翠屏山》《吃瓜》《杀嫂》等剧目。在农余班的基础上，太谷秧歌的专业班社也开始出现并进行频繁的演出活动。如范村镇西仉村古戏台题壁有“光绪十年（1884），太谷德盛社在此一乐也”；又如在清徐县尧城村的舞台墙壁上记录有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演出剧目“五月初七日，太谷德胜社，首日《吃油漠》《采茶》。午《换碗》《求妻》《哭五更》。晚《翠屏山》《火算命》《卖豆腐》”。

　　迨至民国初年，太谷县已有168个自然村成立了秧歌班社，占到自然村总数的50.4%。专业班社主要有风搅雪班、双梨园、荣盛园等。民国元年（1912），《登楼》《十家牌》《游神头》等剧目单行本由华美工厂铅印出版发行，广为传播。民国9年（1920），太谷县知事安恭己发布《禁止演秧歌》布告，认为“唱演秧歌，多系淫词俚曲，伤风败俗，莫此为甚”。又讲到“太谷秧歌素即驰名，现值春节甫过，深恐人民习沿旧惯，仍有唱演情事，合亟布告禁止”。不可否认，太谷秧歌有些剧目在表演中刻意渲染和表现低俗内容和动作，败坏了太谷秧歌的声誉，成为太谷秧歌发展中的一股暗流。但因大部分太谷秧歌剧目清新自然，源于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表达了普通劳动者的愿望、情感，故屡禁不衰。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太谷秧歌有了新的改进和提高，在加入文场和丝弦伴奏的同时，反映妇女解放，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秧歌剧目也不断增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敌占区的太谷秧歌艺人多遭残害而流散，演出活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同时，许多秧歌艺人在南山根据地为抗日军民演出、传授太谷秧歌。民国29年（1940），庞村著名秧歌艺人庞贵小（贵儿旦）在根据地演出，在南山口被日军抓捕，押往西副井村逼唱三天后惨遭杀害。水秀村秧歌艺人郭三蛮（九曲生），在太谷沦陷后，奔赴抗日根据地并落户枫子岭村，常年传授秧歌艺术。民国32年（1943），日军包围枫子岭村，郭奋不顾身背着身负重伤的马定夫转移。抗战期间，晋绥边区“七月剧社”“唐风剧社”“人民剧社”等革命文艺团体采用太谷秧歌的形式和曲调编演了许多新秧歌、新歌剧。如采用《缝小衫》编演了《木兰从军》，用《借衣》曲调编演出《抗日新民歌》，以及《闹对了》《刘巧儿》《以毒攻毒》《两亲家》等剧目，鼓舞革命斗志，宣传抗日救国。著名剧作家林杉、孙谦编写了《交城山》《骂汉奸》等20余部太谷秧歌剧目，使太谷秧歌曲调在根据地广泛传唱并走向全国。这一时期，用太谷秧歌曲调演唱的歌曲有《歌唱左权将军》《亲人八路军》《歌唱马政委》等。

　　民国35年（1946）1月13日，中共太谷县委、县民主政府召开了太谷县历史上的第一次文艺座谈会，对当时流行的太谷秧歌剧目进行了摸底和讨论，确定了改革旧秧歌的初步方案；同月29日，民主政府召集小店、常瑞、小白、范坪、范村、西里等村的秧歌老艺人举行了第二次小型文艺座谈会，审定了一批秧歌剧目，宣布了10个禁唱剧目，同时老艺人和学校教师编排出一批反映减租减息、生产互助、拥军优抗等内容的秧歌剧本，在庆祝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元宵节演出，有力配合了全县开展“实现国内和平，反对内战”的政治宣传活动。同年，《抗战日报》第四版发表由张朋明、阎斌奎采用太谷秧歌曲调填词的《新苦伶仃》歌词25节；《大众日报》发表张鲁山用太谷秧歌《割莜麦》曲调填词的小演唱《掏谷种歌》歌词10节；作曲家马可、瞿维采用太谷秧歌《拣麦根》曲调，创作歌剧《白毛女》中杨白劳和喜儿的对唱，唱红了全国。